历史故事

　  

唐代，在寥寂的后宫，也有许多种植物被豢养着。

        在古代众多皇帝之中，和梁武帝最相似的，应该是唐玄宗李隆基，都是功业和过失十分明显的人物。他们都是前期精明晚年糊涂；都在宗教上一度迷失；也都是艺术才能颇为出众。但萧衍也有和李隆基很不相同的地方，这就是他恐怕是古代皇帝里面少有的不好女色的孤家寡人。以《梁书》记载，萧衍“五十外便断房室”，天监十二年(公元513年)，萧衍始“不与女人同屋”。如果以他八十六岁去世来算，就有近四十年没碰过女人，不论古今中外，绝对堪称一个奇迹。可信度高不高，并不好说。

      梁武帝萧衍在位长达四十八年，整个两晋南北朝300多年间都堪称第一。而且萧衍的确有才干，前期任用陶弘景也颇有政绩。陶弘景是南朝最著名的道士，与北朝寇谦之齐名。《南史》对陶弘景有“山中宰相”之誉，陶弘景与寇谦之都是道教宗师中参与世俗政权比较积极的人物。但齐梁时期，崇佛的大环境已经越来越兴盛，陶弘景作为茅山派代表，最终还是迫于压力出走。最后多少涉猎佛教理论，佛道兼修，如此避免了如寇谦之的新天师道一世而亡的下场。

      萧衍举兵夺位时，陶弘景已经在山中修道，表示支持，派出不少弟子加入萧衍的阵营。萧衍登基以后多次要求他出山，但陶弘景并不愿回到朝廷。一次，梁武帝亲写了一份情真意切的御诏询问：“心中何所有？卿何恋而不返？”陶弘景写一首诗作答：“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这就是著名的《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武帝对这位高人无可奈何，但还是与陶弘景常有书信往来。有时候还前往山中咨询陶弘景一些朝廷大事。所以，他在梁朝前期是一个对朝政有相当影响的隐士，因此人们称陶弘景为“山中宰相”。

      但称帝的萧衍毕竟不再是过去的萧衍，随着时间变化，他对陶弘景和道教的态度就有了变化，他开始转向了佛教，而且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痴迷。萧衍为什么会在信仰上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史书给的信息不是很全面。由于他是一个学问不低的皇帝，最后竟然走到佞佛，搞得几次出家“舍身”的地步。通过杜牧著名诗句，许多人都知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单单梁朝半壁江山内，佛寺已达2800多座，僧尼多达82万余人，所以，杜牧的诗句应该并不夸张。据说梁武帝天监中期以后，也就是60多岁步入晚年，一天只吃一顿饮，肉食一丝不沾，只吃豆类汤菜和糙米饭。平时穿极朴素的便服，作为一个很有艺术天赋的人，他后来不喝酒不听音乐。除非祭祀宗庙，不举行任何大会餐宴。到三次舍身佛寺，还有了昵称“三宝奴”，大有走火入魔的趋势。当年号称竟陵八友之一的江南风流名士萧衍，的确和前半生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完全是一个遵守戒律的信徒了。

      在思想上，萧衍有深厚的学识，他应该算是儒佛道都兼备，也并非单纯的痴迷。他确实花费大量时间和心血研究佛学，并著有相关书籍如《涅萃》、《大品》、《净名》、《三慧》等。梁武帝萧衍在统治日益稳固后转向佛教，一方面江南自东晋到萧齐，佛教僧侣阶层已经势力大张。因为战乱频繁，佛寺收容人口和土地非常突出。武帝萧衍试图巩固地位，加上注重新朝的声名，也就继续默认了佛教势力和对梁朝政权的拥护。这一背景也是不容忽视的，与之相反的就是后来北周武帝的打击压制佛教，其实都有历史根源。

      武帝萧衍在佛道影响下，确实表现了一些宽厚仁慈，包括希望各地官员注重清廉，要爱护百姓等等，这些方面做了一些表率。但另一方面，随着萧衍越来越年长，他也渐渐走向了昏庸。包括对家族子弟的包庇和纵容，有时候还怀着莫名其妙的猜忌。

      萧衍的六弟临川王萧宏本来是他十分信任的手足，夺位成功建立梁朝以后出任中护军，掌管京师建康的兵马。就算萧宏曾经窝藏杀人凶手，萧衍也不加惩罚，反而还加封官职，这已经有些不可理喻。萧宏受到皇帝宠爱庇护，更加肆无忌惮胡作非为。萧宏竟和自己的侄女，也就是武帝萧衍的大女儿永兴公主萧玉姚私通，两个人还谋划要篡夺萧衍的皇位。

      萧玉姚嫁的是萧衍早年好友殷叡之子殷均。殷叡出身陈郡豪门殷氏家族，祖上有东晋太常殷融，刘宋有荆州刺史殷仲堪，祖父殷元素也是南康王府相，都是杰出名士。殷均为人品格不差，十分仁孝，生活质朴，喜好宁静。殷均还是梁朝排得上号的书法家，尤其楷书很出名，偏偏永兴公主萧玉姚仗着是武帝长女，十分任性刁蛮，生活奢侈，而且欲望很盛。据说永兴公主出嫁后另有住处，并没和驸马殷均共住一起，所以私生活很放荡。也有另外的说法，因为殷均各方面和公主都格格不入，最要命的就是身体条件比较差。《南史》说“均形貌短小，为主所憎。”换句话说，萧玉姚和这个驸马爷可能根本有名无实，几乎就是武大郎和潘金莲的传奇样板了。

      史书记载了一次审查萧宏府上的事件，结果却以喜剧收场。有一次武帝带了人，借故到萧宏家喝酒，借着醉酒说要到后院走走看看。萧宏显得神色惊惶，武帝确实起了疑心，非让他把后院的库房打开。萧宏的库房中有三十间放满了钱，据说达三亿。其余库房放满了细布绢丝蜜蜡等等用品，都是在建康和其他州县巧取豪夺来的。武帝看到库房里并没有传言的兵器，很高兴地说：“阿六，汝生计大可！”他顶多认为萧宏是腐败爱财，基本上相信萧宏是不想谋反的。然而，虽然萧宏没有亲自动手，但他唆使永兴公主萧玉姚出手，却似乎比他动手更加阴险狡诈。就在一次家宴上，萧玉姚的手下想要靠近皇帝出了意外，被侍卫发觉，从他们身上搜出兵器，密谋败露，供出萧宏和萧玉姚主使。所以，萧玉姚向武帝认错，自知罪无可赦，最后自尽。而萧宏则是被武帝冷落，到了天监十七年（518），武帝在光宅寺再次险些被刺杀，刺客还是供认主谋是萧宏，居然武帝将萧宏一顿动情的责骂，仅仅是免职！几年后到普通年间，萧宏继续被武帝任用为司徒、太尉、扬州刺史，到普通七年（526）得病而死。武帝还在他得病期间多次去看望，可见这个六弟萧宏一直受到萧衍宠爱，这份兄弟手足亲情应该也是真心，只是萧衍实在过分纵容萧宏。

      当然，梁武帝萧衍生平最昏庸举动一是几次舍身，导致花费高昂去赎他。附带上下都崇佛，许多人出家，寺庙侵占人力、财力和田地，对梁朝的经济影响太大。但更致命的昏招还是收留了北朝来投的侯景，导致梁朝大乱，萧衍被困台城饿死。

       侯景是北方边民，据说是羯族人，史书说他脚上有点残疾，走路不稳，但依然精通骑射。侯景起初是北魏末年羯族权臣尔朱荣手下，但真正让他崛起还是东魏大将高欢。侯景与高欢的关系非比寻常，两人都是六镇之一的怀朔镇故旧（而另一方对头宇文泰、李弼、李虎、独孤信包括杨忠等出自武川镇），在高欢对付尔朱荣势力试图平定六镇时，侯景作为尔朱荣手下，已经改变立场站在高欢一边。当然，高欢本来也属于尔朱荣带出来的六镇边将，可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干才，对侯景大胆启用，让他拥兵达十万众，为收复各地起到很大作用。

      从为人来说，侯景治兵比较冷酷，高欢对侯景算是信任，不过也知道侯景的手段不能长久。稳定北方以后，高欢临终前却叮嘱儿子高澄要改变用人策略。笔者认为史书说高欢单单提醒高澄要小心侯景的说法可能不是很全面。从东魏到北齐立国，应该是对整个原来六镇旧部势力都大刀阔斧进行了整肃，并非单纯针对侯景，这是十分复杂的一段秘史。但侯景一人牵动北齐、北周和梁朝三方，尤其直接导致南朝巨变，说他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应该都不算过分了。

      侯景受不了高澄掌权以后对他改变态度，据说他计划投靠西魏宇文泰，但侯景是一心帮高欢对付宇文泰的干将，怎么可能获得宇文泰信任呢？加上东魏一直对他追击，最后只有投靠南朝。梁武帝太清元年（547），由于武帝此前北伐一直收效不大，名将陈庆之死后，南朝几乎无人可用。侯景的力量萧衍多少知道，所以接受了侯景投降，给他河南王、大将军、持节的待遇。高澄派大将慕容绍宗进攻侯景，梁朝派贞阳侯萧渊明支援，结果大败，萧渊明被俘，足见南方军事力量一落千丈，不然侯景怎么敢凭区区数百亲信就搅乱江南？不久，东魏试图对梁朝提出和解，武帝打算进行谈判。侯景感到恐慌，居然假冒高澄写信，提出以萧渊明交换侯景作为试探，武帝表示接受。侯景十分恼怒，于是谋变，引发前后四年的梁朝巨变。    

      在侯景作乱带来的动荡下，梁朝萧家不光被侯景所冲击，自身也完全陷入一片混乱。武帝的第七子萧绎，也是简文帝萧纲的弟弟，就趁乱杀不满的侄儿辈萧慥、萧誉（河东王），还有兄长萧纶（邵陵王），他的世子萧方死于内战。他打败进犯的襄阳都督萧詧（《文选》编撰者昭明太子萧统的儿子），逼他投奔西魏。另外萧家诸王之间许多也相互看不顺眼，打打杀杀，内耗严重。最后，萧绎看准时机同大将王僧辩、陈霸先对付侯景。所以，梁朝衰亡速度之快，不完全是侯景一个人的原因。只不过，侯景造成冲击的确是整个南北朝的转折，东魏、西魏都先后卷入其中。尤其西魏与萧绎联合对付武帝第八子萧纪，西魏大军攻入了蜀地益州，同时还攻下襄阳，这是宇文家族势力开始超过东魏的标志，一如当年秦国攻占巴蜀后，国力就凌驾东方六国之上。

      平定侯景立下大功的王僧辩也不是汉人，祖先是魏晋时期迁入河东地区的乌桓族。其父王神念同样是从北魏投奔南朝的，这一点倒和侯景有些半斤八两，与羊侃、羊鸦仁那样祖上还算生活在南方的也不同。王神念本在北魏官职和口碑不差，获封南城县侯，出任地方官也很有成绩，为何会带两个儿子投奔南朝（王僧辩是次子，另有长子王尊业做到太仆卿），原因不明。王神念在武帝普通年间去世，享年七十五。王僧辩一直在湘东王萧绎府上任参军、常侍。侯景大乱的时候，王僧辩已经出任竟陵太守，为表忠心，与亲信手下返回江陵听命萧绎安排。

    前面提到，比萧绎更占优势的是位居武昌郢州（郢州是从荆州、湘州、豫州等地划出的新州，州治位于今湖北武昌区蛇山古郢州城，隋唐以后一般称鄂州，后来郢州这一称呼另指安陆钟祥一带）的邵陵王萧纶，曾获得武帝任命讨逆，之后自然也受到拥戴为北讨大都督，像寻阳公萧大心、南平王萧恪都很拥护他。由于萧纶无所作为，他对萧绎写信劝说：“道之斯美，以和为贵，况天时地利不及人和。岂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即日大敌犹强，天仇未雪。余尔昆弟，在外三人，如不匡救，安用臣子？”萧绎根本不愿响应，他想的是争位。先围攻河东王萧誉在长沙，将其杀死。

     跟着派王僧辩借平乱的名义攻击萧纶，当时王僧辩行动稍有迟缓，说要等各方部署好在一举进攻。萧绎害怕萧纶逃走，气的将王僧辩撤下，还用刀砍伤，将他关押。萧绎自己跑去指挥一通，毫无成果，只有将王僧辩放出。这时军队已经集中，王僧辩大获成功，萧绎才恢复他领军将军地位，进至巴陵（今湖南岳阳）。萧纶逃跑向高欢求助，获封梁王，安置在汝南（非河南境内汝南，而是侨治于武昌一带的汝南），但萧纶仗着东魏支持，进攻北面安陆一带，引起西魏反攻，大统十七年（551），宇文泰命大将杨忠领军攻灭，将萧纶杀死，抛尸江中。     

      天正二年（552）二月，萧绎大举传檄讨伐侯景。与此同时，在益州的武帝萧衍第八子武陵王萧纪自立称帝。萧纪治理蜀地史书评价不差，十七年基本太平无事，他减除了一些苛捐杂税，今天贵州、湖北、湖南山区饱受战事骚扰的许多少数民族纷纷迁徙入蜀，恢复邛州、戎州安置西南少数民族，这两座城之前荒废了百年之久。向南还发展宁州（今云南省东南部）、越巂（今四川攀西地区）两郡，促使边疆部族生活安定起来，导致当时远至西域的许多外族前来中原梁朝贸易或入贡都改走西南丝绸之路，来益州以后坐船顺长江前往京师建康。所以，《资治通鉴》评价萧纪“内修耕桑盐铁之政，外通商贾远方之利，故能殖其财用，器甲殷积。”武帝萧衍对萧纪的表现非常满意，对他既宠爱也信任，加封他为征西大将军，因此萧纪的声望和地位在诸王之中一直比较高。

      侯景之乱发生以后，萧纪在成都招兵买马准备顺江前往建康勤王。长江中游的萧绎为了扩充实力，又担心弟弟抢夺皇位，就写信劝阻：“蜀人勇悍，易动难安，弟可镇之，吾自当灭贼。”随后又写信说：“地拟孙、刘，各安境界；情深鲁、卫，书信恒通”。想安抚和稳住萧纪，然后坐等建康消耗以后才出兵。萧纪看出萧绎的野心，也不甘心落在他后面，反而先一步称帝，挥师东征。这时，萧绎在主持讨平侯景，急于攻下建康，首尾无法相顾，所以他向西魏求助，派军南下攻打成都。萧纪已经到达巴东三峡地区，放弃成都继续前进，但尴尬的是，手下大多是蜀人，士气大降，最后身边的将领樊猛作乱刺杀了萧纪。西魏方面奉命夺取蜀地的主将就是后来李渊的祖父李虎，可入蜀的当年就死了（西魏大统十七年，551），由于史书没有李虎传记，这一事迹几乎湮没无闻。    

      回过头再看这个侯景，领区区数百骑南下，彻底改变了历史的走向。梁朝方面，武帝萧衍虽然佞佛昏聩，但毕竟安享太平二三十年，社会局势大体是不差的。那么，整个酿成动荡的源头其实在于北方的六镇之乱，以尔朱荣为首的部族势力使原来的北魏王朝趋于瓦解。

     东魏高欢高澄父子在平定乱局的大目标前，首要任务在稳固自身，又与宇文泰有很大矛盾，导致宇文泰趁机下关中建立西魏，北魏的瓦解彻底形成。西魏刚刚落脚，所以当时的南北朝三方暂时倾向于平衡。就因为高澄继承高欢的位子，导致侯景受猜忌。侯景在东魏立国前期有大功，正如尔朱荣在北魏末年扫荡各方变乱也有大功。不少史书还评价尔朱荣在平乱这一点上堪比曹操。但侯景位居司徒，坐拥河南六州之地，部下十万之众，单凭高澄的资历和名望压不住侯景。另外一点是，侯景与高欢关系亲密，却与高澄却颇有矛盾。这好比三国时投靠曹魏的孟达，在曹丕曹睿父子交替时也是处境大变，孟达很快就想要改换门庭，回到蜀汉，结果就遭到司马懿出其不意的偷袭。

      侯景之所以被梁武帝接纳，也以为是可以利用他收取北方州郡。这一前提就决定，没有谁真的会把来自北方的“狼”当成家养的，因为侯景是狼，迟早生变不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吗？这也好比三国时代的猛将吕布，以及董卓、李傕、郭汜包括马超，这一批西北边镇的人，在中原豪族士族的军阀眼中，一直视为边民野人。“反复无常”一词当时岂止针对吕布一人？那么，几百年后的侯景同样被贴上标签。假如侯景没有投靠过梁朝，恐怕就混同在六镇余孽之中，也不会让人戴上那么著名的有色眼镜。

      但笔者始终认为，侯景只是梁朝覆灭的外因，更重要的还是内部问题，梁朝的垮台根本是自己造成的，侯景只是一根导火线而已。之前武帝萧衍的昏庸已经滋生了很多破败因素，简文帝萧纲可以看作一个悲剧色彩的人物，生于腐朽家族，空有一些文学才华，毫无治国才干。不光他本人被侯景逼迫得逞，还牺牲了女儿溧阳公主。虽然种种凄惨可以博人同情，但也侧面证明他存在诸多缺点。当然，萧纲还不是梁朝衰亡的主要责任人，所谓平定侯景大乱的元帝萧绎才是，因为他本就是梁朝最后一个皇帝，堪称奇葩的终结者。

     萧绎，从今天的眼光看来，几乎要算历史上最为人格分裂的人物之一，远比隋炀帝杨广感觉令人费解和矛盾。原本也是梁朝萧氏家族最有才华的人物——如果不是后来的史书有造假的嫌疑，足以令人瞠目结舌，他绝对是一个天才！

    本来萧家最流行的是文学才华，诗文才艺在萧家子弟那是人人都能玩，已经很普通了，萧绎毫无疑问名列其中。他的兄长——昭明太子萧统负责编辑了一部《文选》已经光耀后世，而萧绎是自己独立写了一部《金楼子》，虽然说起来不如文学理论的《文心雕龙》那么出名，但在中国文论史上也绝对占一席之地。

      这不足概括萧绎的才华，流传下来他的《职贡图》长卷的部分片段，记录了前来南梁朝贡的各个小国使者的人物形象，有金发碧眼的波斯胡人，也有浑身只披一块白布的黑人。这些从武陵王萧纪治理的益州经过江陵，然后前往建康入贡的使节，这是萧绎亲眼所见，也可能负责接待过的片段记录。据《职贡图序》曰：“皇帝君临天下之四十载，垂衣裳而赖兆民，坐岩廊而彰万国。”显然正是武帝在位时，梁朝相对繁荣，才有不断有使者入贡的情景。这不但是艺术史上的一件珍品，更是研究中国古代朝贡史极为珍贵的一份资料（后来唐朝著名画家阎立本也根据这一方式重绘过《职贡图》）。另外萧绎还是音乐理论家，还对中医有一流的研究，他的围棋水平也算顶尖高手，因为萧绎还写了好几本棋谱研究。另外他还是姓氏学家，也从事玄学研究，在众多周易专家之中相信也可占据地位。这个萧绎甚至还写了一本兵书《玉韬》。更叫人吃惊的是，萧绎还花费时间在养马的研究上面，并写了一部专著《相马经》。如此繁多的专业领域，萧绎都占有不俗的成绩，哪怕有不少水分，但在煌煌中国古代帝王的人堆里，萧绎也足够显示出不凡的地位了。

      就是这么一个有才的萧绎，为人却有着十分阴暗的一面。如果非要找一些理由，似乎是他从小一只眼睛就瞎掉，生理上的缺陷令他背负沉重的负担，屡屡因为独眼而猜忌别人，与人发生不快。整个萧氏家族，风流才子相当多。萧绎生有缺陷令他很难突出自己，反而他和许多人关系都不大好。更有一层不幸是，他的夫妻生活极不美满。萧绎的妻子徐昭佩某种程度比萧绎还要有名，这就是几乎人尽皆知的“徐娘半老”典故，徐娘就是萧绎的徐妃。徐昭佩屡屡用化“半面妆”的方式来讽刺丈夫，意思既然你只有一只眼，那么我也就只化一半脸的妆容让你看，感觉肯定很不舒服。并且她与人私通，荆州瑶光寺的和尚都成了徐娘的佳客。萧绎身边的年轻侍从暨季江与她相好后感叹：“柏直狗虽老犹能猎，萧溧阳马虽老犹骏，徐娘虽老犹尚多情”，这句话流传成了千古名言。有个别观点认为，徐昭佩也只是有点风韵罢了，算不上什么美人，萧绎对她不大感兴趣。因此徐昭佩不满，就屡屡对萧绎的眼睛进行讥讽，恶性循环下来，两人就成了冤家对头。

        萧绎本为湘东王，出任荆州刺史，自汉末三国以来就是军事重镇。侯景围攻建康，闹得不开交时，萧绎却暗藏私心，一面安抚位于上游的益州刺史萧纪，一面放纵侯景作乱，造成梁武帝被逼死。起初他派儿子萧方一度救援进行试探，但失败导致萧方身死。所以萧绎就打消能够轻易平定侯景的念头，等待时机。对他过去有嫌隙，或者可能构成威胁的兄弟子侄也死了七七八八，然后才发兵勤王。同时打了一个小算盘，攻击河东王萧誉，除掉六哥萧纶，还与西魏共灭萧纪，把剩下可能的对手也基本都干掉。益州并于西魏，襄阳也在西魏控制之中。因为萧绎对岳阳王萧詧也十分猜忌，萧詧也招外部势力与叔父抗衡，那么，梁朝大量损失疆土，也并不是因为西魏宇文氏的进犯，基本是元帝萧绎自己引发各种内讧造成的。

　　提到“红颜”，你脑海里是不是立马浮现出“祸水”俩字？

　　好像古代那些大美女，天生就带着让王朝翻船的KPI。

　　但说真的，把锅全甩给姑娘们，也确实不合适。在那些兵荒马乱的年代，她们更多是身不由己的棋子，是时代巨浪里的小船。

　　今天，咱们就换个角度，聊聊历史上十位在乱世中留下深刻印记的女子，看看她们的美貌背后，藏着多少无奈与智慧。

　　一、西施：史上第一位“美女间谍”

　　西施的故事大家都熟，越王勾践为了打败吴王夫差，把她从浣纱女培训成了“终极武器”。她带着任务去迷惑吴王，最后还真帮越国翻了盘。

　　可功成名就之后呢？这位大功臣却神秘消失了。有人说她被沉了江，有人说她和范蠡泛舟五湖去了。

　　不管结局如何，她都是权力博弈棋盘上最耀眼也最脆弱的那颗棋子，是胜利者叙事里一个被牺牲的符号。

　　她的美，是倾国倾城的绝世风华，更是身负家国大义、忍辱负重的悲壮底色。

　　二、貂蝉：活在小说里的“救国英雄”

　　《三国演义》里，貂蝉可是个重要角色。为了帮义父王允除掉大奸臣董卓，她上演了一出“连环计”，周旋在董卓和吕布两个猛男之间，成功让父子反目，最终借吕布之手除掉了董卓。

　　但你知道吗？正史里压根没她这号人。她完全是罗贯中笔下的艺术形象。可这恰恰说明，人们太需要一个能用智慧和美貌扭转乾坤的女性英雄了。

　　她的美，带着一种虚构的浪漫和决绝。

　　三、王昭君：用一生换来边境和平

　　“昭君出塞”的故事太经典了。当宫廷画师丑化她，让她无缘见到汉元帝时，她干脆一咬牙，主动报名去匈奴和亲。

　　这一去，就是背井离乡。她嫁给了呼韩邪单于，后来又按匈奴习俗，嫁给了单于的儿子、孙子……用一生的幸福，换来了汉匈边境几十年的安宁。

　　她不是祸水，她是真正的和平使者。

　　她的美，是塞外风沙里最温暖的光。

　　四、蔡文姬：才华是最好的铠甲

　　如果说前面几位靠的是美貌，那蔡文姬靠的就是实打实的才华。她是大学问家蔡邕的女儿，自己也是个大才女，精通音律和文学。

　　可惜生逢乱世，她被匈奴掳走，一待就是十二年，还生了两个孩子。后来曹操花重金把她赎回来，她凭着惊人的记忆力，默写出了父亲失传的四百多卷藏书，简直是“人形硬盘”！

　　她写的《悲愤诗》，字字泣血，把乱世中个人的苦难和家国之痛写得淋漓尽致。

　　她的美，是历经磨难后，用才华对抗命运的坚韧。

　　五、杨玉环：盛世凋零的象征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可以说是把“宠妃”这个词演绎到了极致。

　　可安史之乱一爆发，所有的宠爱都成了催命符。马嵬坡下，一条白绫，终结了这位“羞花”美人的传奇。

　　她成了盛唐由盛转衰的象征，人们不愿相信她就这样死去，甚至编出了她东渡日本的传说。

　　她的美，是盛世的华彩，也是乱世中最刺眼的悲剧。

　　六、赵飞燕：“掌上舞”背后的权力游戏

　　“燕瘦环肥”，赵飞燕就是那个瘦的代表。传说她能在人的手掌上跳舞，轻盈得像只燕子。

　　她出身卑微，靠着绝美的舞姿和心机，从宫女一路爬到皇后的位置。她和妹妹赵合德联手，专宠后宫，甚至影响了皇帝的决策。

　　可成帝一死，没了靠山的她，立刻被新皇清算，最后自杀收场。

　　她的美，是带着妖冶和权谋的，是从底层逆袭又跌入深渊的悲剧。

　　七、陈圆圆：冲冠一怒为红颜

　　明末清初，吴三桂本是明朝大将，镇守山海关。李自成打进京城后，他的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的手下抢走了。

　　吴三桂一听，怒发冲冠，直接打开山海关，引清兵入关。一个女人的命运，就这样牵动了整个时代的走向。

　　后来她下落不明，有人说她出家了，有人说她死在了乱军之中。

　　她的美，是乱世桃花，美丽却脆弱，被各方势力争来抢去，身不由己。

　　八、花蕊夫人：亡国之音里的风骨

　　后蜀后主孟昶的妃子，不仅长得美，身上自带香味，声音如莺簧百啭，而且还是个才女。后蜀被宋朝灭了，孟昶投降，花蕊夫人也被宋太祖赵匡胤带回了汴梁。

　　可她心里始终忘不了故国。她写过一首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这是在痛骂后蜀几十万军队不战而降，毫无骨气。

　　花蕊夫人后来因介入宋朝权力之争，在立太子的问题上触犯了赵光义的利益，在一次打猎时被赵光义在乱中一箭射死。

　　她的美，是诗书浸润的优雅，更是亡国之后，用诗句发出的不屈呐喊。

　　九、李师师：汴京风月里的家国情怀

　　北宋末年，汴京城最红的歌妓就是李师师。她不仅长得美，还通诗词歌赋，连大词人周邦彦都为她写过词。

　　宋徽宗更是她的“铁粉”，经常微服私访来找她。她不仅有一曲动帝王的魅力，更有宁死不屈的傲骨。

　　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宋徽宗被金人掳走。她散尽家财支援抗金，留下不输男子的飞将军美名。

　　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京城名妓，结局也成了谜。有人说她以死殉国、吞金自尽，有人说她流落江南操持旧业，还有人说她出家当了尼姑。

　　她的美，是繁华落尽后的凄美，是风月场中难得的家国情怀。

　　十、夏姬：被妖魔化的“黑寡妇”

　　夏姬是春秋时期四大美女之一，一生颠沛流离，是历史上被黑得最惨的美女。史书说她“杀三夫一君一子，亡一国两卿”，一生换了三个老公，个个死于非命，还导致陈国灭亡”。

　　但仔细扒扒史料会发现，她其实是郑国的公主，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她更像是一个被各国权贵争来抢去的筹码，嫁谁、归谁、生死，全由诸侯和士大夫决定，从未有过自主选择。

　　所谓的“红颜祸水”，不过是古代男权社会为了推卸责任而贴上的标签。

　　她的美，是乱世中最原始的欲望投射，也是历史叙事里最大的“背锅侠”。

　　看完历史人物网搜集的这十位乱世红颜的故事，你会发现，“红颜祸水”这四个字，真的太轻飘飘了。

　　她们或为棋子，或为符号，或为牺牲品，在历史的洪流中身不由己。她们的故事，从来不只是风花雪月，更是权力、战争与人性的交织。

　　她们的倾城之色，照见的从来不是自己的罪过，而是那个时代的荒唐与残酷。

战国末期齐人
邹衍奠定了阴阳五行学说，他认为，天地有五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五德（即五行之德）转移的次序进行循环的。而五德转移是仿照自然界的五行相克（土克水、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的规律进行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变化同自然界一样，也是受土、木、金、火、水五种物质元素支配的，历史上每一王朝的出现都体现了一种必然性。
邹衍说：“五德之次，从所不胜，故虞土、夏木” 在传统中国文化中，除了儒、道、释三家思想之外，影响最大的思想即属阴阳五行观念。《吕氏春秋·应同》讲得更具体：“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
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
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 《
礼记》将其概括为：“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尚赤。”在古人看来，色彩与五行相关，某种特定的颜色是祖宗感天而生的标志，亦是人王瑞命的象征，气数盛衰、生死存亡也与色彩有关。 殷商尚白 《河图》中说：“汤母扶都，见白气贯月，意感而生汤。”商族首领主癸之妃扶都，夜观天象，见一道白气贯穿月亮，心有所感而受孕。于乙日生下汤，故名履，号天乙，即成汤。因而白色，在殷商民族的心中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
史记·殷本纪》也云：“汤乃改正朔，易服色，尚白。”自
商汤征伐得天下之后，五行尚金，以白为贵。祭祀、战争、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以白色之物与之相配。服饰以白为尊，“色加白，其服尚白”，祭祀大礼使用白色祭冠。礼器也多白色，当史前最古老的祭器红陶和黑陶退出历史舞台后，白陶在殷商时期却盛极一时，与青铜器并重，用于各种重大祭祀活动。
  白陶刻几何纹瓿 商 白陶刻几何纹瓿 商 商代陶瓿，此器为白陶，器表通体雕刻几何纹饰，又以精细的回纹作地衬托，纹饰丰富且主次分明，线条布局错落有致，显得格外庄重精美。 白陶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出现，商代后期是白陶烧制的鼎盛期，刻纹白陶上细腻的雕刻技法，显示了商代后期白陶的高度发展水平，同时也反映出殷商时期统治者对白色的偏爱。
秦朝尚黑 《
史记·始皇本纪》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皆上（尚）黑。”按照五行“水克火”的原理，
秦朝代“周”之“火”德者，为“水”德，水对应五色中的黑色，同时秦又在北方，五色与五行、五方相对应，故
秦朝尚黑，暗示大秦代周为天命使然。
  秦汉士阶层男子婚服艺术再现 秦汉士阶层男子婚服艺术再现 秦汉男子婚服总体形制为“爵弁服”，《仪礼·士昏礼》中记载“主人爵弁，纁裳缁袘。从者毕玄端”，即新婿上身着黑色玄端，下着浅绛色之裳。“玄端，其袖下正直端方，与要接也”。玄衣每片布长二尺二寸，因为古代的布幅窄(约现在的 46.46 厘米)，只有二尺二寸，每幅布都是正方形，端直方正，故称“端”。颜色则遵循“玄，幽远也。黑而有赤色者为玄”，即黑中扬红之色；以及“爵弁之服，纯衣纁裳”，纁色即黄而兼赤色。士人新婿着爵弁服行礼，头戴爵弁，其衣身并无章彩。 秦大一统后，颜色已用来区分尊卑高低，以黑为尊，大礼服为黑色祭服，皇帝服制也为黑色，称为“玄衣绮裳”，并规定衣色以黑为上，三品以上的官员着绿袍，一般庶人则着白袍。
唐朝尚黄 历史上，
黄帝尚黄，以黄为志。隋唐之前，五色与五行并行而论，五色通五德，黄色传承的为土德。明清之交的思想家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讲到，“开皇元年，隋主服黄，定黄为上服之尊，建为永制”，所以黄色地位的提升是从
隋朝开国皇帝
隋文帝开始的。接着
唐朝推翻
隋朝，沿用
隋朝的服制，也以黄色为尊。
唐朝起黄色的政治地位明显上升，历经了从“世俗通用”到“制度至尊”的转换，唐朝服饰色彩制度也得以确立。唐武德初年颁布法令，凡百姓不得使用赤黄，到
唐高宗中期发展到官民一律禁止穿戴黄色服饰，黄色明确成为帝王正色。
 
唐太宗立像 宋
唐太宗立像 宋 此幅绘
唐太宗
李世民全身像，头戴乌纱帽，黑鬓发长须，身着窄袖黄龙袍，金黄色的绸缎彰显着皇家尊贵与荣耀，双手持带，雄姿英发，正是一代明君风姿。
宋朝尚赤，
宋徽宗推崇青色 宋代官方礼制以火德尚赤，红色为法定国色。但
宋徽宗是个非常虔诚的道教徒。道教讲求清净无为，尤其崇尚青色，献给上天的祝文亦称“青词”。在
宋徽宗名作《瑞鹤图》里飞鹤布满的天空，用石青色平涂，顿使玉宇澄清，映衬出白鹤的圣洁与华贵。那一抹青空，便是对道教色彩审美的最好诠释。
  《瑞鹤图》宋 《瑞鹤图》宋 为了呈现出宋徽宗理想中的青色，工匠们以玛瑙入釉，烧出了犹如“千峰碧波翠色来”的绝美汝瓷。宋徽宗为汝窑命名时写道：“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因此，天青色即为汝窑瓷钦定的颜色名，这种颜色 在现代也深受追捧。而“青如天、薄如纸、声如磬”的特殊美感也使得汝窑成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
  钧窑月白釉钵 宋 钧窑月白釉钵 宋 此钵通体施以月白色釉，釉质凝厚滋润。口沿处因流釉而釉层较薄，呈现黄褐色边沿，月白色釉呈现出较浅的淡蓝色，似挥洒的月光，也似幽幽萤光，釉色浓淡适宜，清新雅致。
元朝尚白 1206 年
成吉思汗在斡难河源头召开忽里台大会，即大汗位，将“九斿白纛”作为
大蒙古国徽旗，成为权力的象征。蒙古族认为白色是万物之母，象征着纯洁、吉祥，这种风俗在草原上流传很广。 据马可·波罗记载：“蒙古人每逢元旦，蒙古大汗及一切蒙古臣民，都‘服白衣’；‘皆白袍’，互相馈赠白色之物”，以“白色为吉服”，把一年之首的正月称之为“白月”。“白月”的元旦，
元朝蒙古各部要向蒙古大汗献“九九”白色之马驼，友邻各国还要献“九九”白色之大象。这是“尚白”与“尚九”两大文化传统的集中体现。
  元太祖
成吉思汗半身像 元 元太祖
成吉思汗半身像 元 在尚白的风气影响下，元代盛行卵白瓷。元代的卵白瓷在白色中微微泛青，不是单纯的白如霜雪，而是“白如粉垩”，釉多乳浊，色调近似鹅蛋，因而称为卵白。卵白瓷之所以在元代普遍使用，还与蒙古的生活习俗有关，蒙古族的食品多为乳制品，他们饮的是马奶，吃的是乳酪，而卵白瓷的乳浊、厚重及特有的润酥感恰恰是跟他们的食物之间有一种相仿相近的关系。
  卵白釉堆贴梅花纹双耳瓶 元 卵白釉堆贴梅花纹双耳瓶 元
明朝尚红
明朝为“火德”，崇尚红色。
明朝人将红色的寓意与生命的延续放在一起，于是结婚、生子等喜事都用红色。
朱元璋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其个人经历与红色有着不解之缘。他领导的起义军称为“红巾军”，而“朱”姓又与“红”字谐音，这些都加深了他对红色的特殊情感。因此，在
朱元璋的统治时期，红色不仅在宫廷服饰、用具中占据主导地位，甚至连年号“
洪武”也巧妙地蕴含了“洪”（红）的意象。 明代造物中，有明显的尚红倾向。这时期涌现出大量精美的红色瓷器。这些瓷器以红色为主色调，通过精湛的工艺技术展现出绚烂多彩的艺术效果。
  白釉矾红彩八宝纹香炉 明 白釉矾红彩八宝纹香炉 明 这件白釉矾红瓷器，在白釉之上以矾红彩装饰卷草纹与缠枝莲纹，其中又衬以轮、螺、幢、伞、花、瓶、鱼、结等“八宝”。胎质洁白细腻，釉色白如凝脂，矾红彩发色纯正鲜艳，呈色秀丽悦目，是明
宣德时期红彩的典型作品，代表了明早期景德镇官窑釉上红彩的最高水平。 清尚明黄 按汉族文化传统中五行、五方、五色的对应体系，黄色被定为中央之色，成为至尊之彩。帝王所用的黄色明亮温暖，是高可见度的色彩，显赫辉煌。 明黄之色名，在清代史料记载中最早出现在
康熙朝，至
雍正朝写入冠服制度中。服制是儒家以礼治国的一项基本内容，不同等级服装的款式、颜色和装饰的规定。
乾隆朝中期，明黄色名在修订会典时进一步确立在服色体系中的地位和应用范围，正式作为标准色名用于帝后服色上。帝王如日，明黄色正是升上中天的太阳色。皇帝、皇后以及皇太后是明黄色的主人。特别是在重大典礼和节庆时，皇宫或坛庙中央，身着显赫礼服的主人们就会沐浴在明黄的光芒中。
 
  明黄色芝麻纱绣水墨兰花金团寿字纹氅衣料 清 明黄色芝麻纱绣水墨兰花金团寿字纹氅衣料 清 这是专属于
慈禧太后的“高定”衣料，明黄色的衣料尽显富贵，上绣有蓝色兰花纹与金色团寿纹，金色寿纹符合太后身份，又有吉祥之意。据说慈禧初进宫时赐号为兰贵人，此氅衣料上带根的兰花是晚清宫廷中兰纹的经典造型，水墨风格也是当时流行的绣风。 经典的皇家配色 ·汉：黑+红 五色观对汉代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五色五行的对应关系，舜以土德王，尚黄色；夏以木德王，尚青色；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到了
汉朝，关于正朔的说法历经三个阶段。
汉高祖
刘邦定
汉朝正朔为水德。
汉武帝
刘彻时期，认为秦是
正统王朝，汉灭秦，按土胜水的原理， 
汉朝应为土德。
王莽建立
新朝时，认为汉朝属于火德，这其中涉及谶纬之学对于
刘邦斩蛇的传说的推崇。到汉
光武帝
刘秀光复汉室之后，正式承认了这种说法，确立汉朝正朔为火德。相应的，汉朝所崇尚的颜色也经历了从黑色到黄色再到红色的过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三种色彩通行于汉朝，汉朝人尤其贵族在器物、服饰、工艺品中经常使用黑、黄、红色。汉代时人们利用“红花”染制的红色丝绸一直是皇室专享，是制作皇帝朝服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汉汉文学家
蔡邕所著《独断》卷下有云：“天子常服，汉服受之秦”。
西汉皇帝的祭服大体上延续了秦的制度，“服衿玄，戴长冠”。长冠又称“斋冠”或者“竹皮冠”，它是
汉高祖
刘邦所创，故称刘氏冠。身穿衬玄(黑色)袍服，内着绛（红色）缘领袖中衣、绛袴、绛袜，绛履，佩七尺斩蛇剑……也就是说，
西汉帝王正式服装以黑色为主色调，红色为辅助色调。 到了东
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开始恢复周代以来的冕服，将冕服制度化，冕服“玄色上衣，纁色下裳”。 同时尚黑和尚红也体现在汉朝的漆器之上。这件出土于南昌海昏侯墓（
汉废帝
刘贺墓）的熊形榻足以红、黑两色表达熊的体态特征，色彩十分艳丽。
  漆熊形榻足 汉 漆熊形榻足 汉 ·元：蓝+白、青+红
元朝是由游牧民族——蒙古族建立起来的，蒙古族人们认为不会消失的天空是永恒忠贞的象征，自然十分喜爱蓝色，将蓝色作为美好、坚贞的代名词。同时蒙古族“以白为吉”，如果追溯到蒙古族曾经信奉的萨满教，在北方系统的萨满教观念里，白有善良、吉祥、正直等美好寓意。另外，蒙古族祖先传说中提到其祖先是苍狼和白鹿，这两种动物的颜色——苍色（浅蓝）和白色，进一步强化了蒙古族对这两种颜色的喜爱和尊重。 元代服饰承袭汉制度，天子冕服中衮冕为漆纱制，綖（yán）为青面红里，衮龙服为青色罗制，裳为绯色罗制，总体依照衣正裳间、间不乱正的秩序，有严格的正色、间色的等级观念。 在皇室的建筑上，元大都的皇宫以蓝瓦白墙为主色调。此外，元朝的青花瓷也因其白地蓝花或蓝地白花的特色而名扬天下。
  青花双凤穿缠枝莲纹玉壶春瓶 元 青花双凤穿缠枝莲纹玉壶春瓶 元 此青花双凤穿缠枝莲纹玉壶春瓶，精准承袭了元代玉壶春瓶的经典形制，其内外均敷以纯净无瑕的白釉，而外壁之上饰以青花釉。腹部前后，双凤展翅高飞，姿态翩跹，其青蓝之彩深邃而雅致，恰似皇家天际最纯净的蔚蓝，与洁白无瑕的瓷面相映成趣，尽显元代皇室对蓝白双色审美之极致追求。 ·明清：黄+红 黄色因其尊贵象征与皇权的紧密联系，而红色则深深根植于喜庆文化的传统之中，这两者的结合在明清皇家用品中尤为常见，形成了一种既彰显皇家威严又不失欢庆氛围的独特色彩搭配。黄与红的交融，不仅传递出炽热与温暖的视觉感受，更在宫廷环境中增添华丽与大气，体现了皇室的审美品味。
  黄地矾红彩海水云龙纹盖罐 明
嘉靖 黄地矾红彩海水云龙纹盖罐 明
嘉靖 黄釉红彩为
嘉靖时期的创新品种，这种彩釉套叠工艺难度高，制作复杂，世人称其为“嘉靖黄上红”。这件盖罐以黄釉为地，以矾红彩为饰，硕大的罐身腹部海水纹中穿过一条气势昂扬的龙纹，纹饰遍布全身，极具表现力，整体呈现贵重奢华的观感。
  红色缂丝鹤寿图团扇 清 红色缂丝鹤寿图团扇 清 此扇扇面为缂丝黄地，中间在红地上装饰桃下双鹤，云纹围绕，一鹤凌云，一鹤飞舞，画面灵动飘逸，为祝寿的美好寓意。清代缂丝工艺流行，双面“透缂”技术常用于扇面的制作之中，且常见黄色扇面，这件团扇的黄地红饰色彩搭配协调，两个主色互衬贵重大气，缂丝工艺更为皇家帝后用品级别的最上等。

　　中国科学研究源远流长，“格物致知”的传统贯穿华夏文明始终。古代虽无“科学家”之名，却有探究真理之实。

　　历代先贤在天文、算学、农学、工艺、地理诸领域著书立说，发明创造，功垂万世，利在千秋。

　　今日便来盘点中国历史上贡献卓著的十大科学家，看是否与您心中所想一致？

　　张衡

　　张衡（78年－139年），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省南阳市）人，东汉时期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

　　张衡博通五经，尤精于天文历算。他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的浑天仪，以水力驱动，精确演示天体运行。更惊人的是，他于阳嘉元年（132年）发明候风地动仪，为世界首台测震仪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成功监测到陇西地震。数学上，他计算圆周率为√10≈3.162，并著《算罔论》。地理学方面，绘制《地形图》为当时最完备的地图。文学上，《二京赋》《归田赋》皆为汉赋名篇，故亦位列“汉赋四大家”之一。

　　永和四年（139年），张衡病逝，享年六十二岁。后世尊为“木圣”、“科圣”。由于张衡的贡献突出，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太阳系中的1802号小行星命名为“张衡星”。

张衡像

　　祖冲之

　　祖冲之（429年－500年），字文远，范阳郡遒县（今河北省涞水县）人，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

　　祖冲之博学多才，尤精历数。他计算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3.1415926－3.1415927），领先世界近千年，直至15世纪才被阿拉伯数学家卡西超越。他著《缀术》五卷，隋唐时期国子监算学馆的教材，“学官莫能究其深奥”。天文历法上，他创制《大明历》，首次将岁差引入历法计算，测定回归年为365.2428日，与现代值仅差46秒。他还设计制造水碓磨、指南车、千里船等机械。

　　永元二年（500年），祖冲之卒，享年七十二岁。

祖冲之像

　　一行

　　一行（683年－727年），俗名张遂，巨鹿（今河北省邢台市）人，唐代高僧、天文学家、数学家。

　　一行少时聪慧，博览经史，尤精于历象、阴阳、五行之学。为避武三思拉拢，出家为僧，师从天台大师学习密宗。开元九年（721年），唐玄宗召其主持修订历法。他主张“实测为准”，组织大规模天文测量，南至交州，北抵铁勒，实测子午线一度之长为351里80步，虽误差较大，却是世界上首次子午线测量。

　　他创制《大衍历》，系统完备，结构严谨，成为后世历法典范。还与梁令瓒合作制成水运浑天仪，可自动报时，为后世机械钟之先驱。

　　开元十五年（727年），一行草成《大衍历》而卒，享年四十五岁。玄宗悼惜不已，赐谥“大慧禅师”，敕葬于铜人原，并建塔纪念。

一行像

　　张思训

　　张思训（生卒年不详），北宋天文学家，四川巴中恩阳区石城人，曾任司天监学生，后升任司天浑仪丞。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张思训成功研制以水银为动力的“太平浑仪”，该仪器通过地轮、天柱等机械装置自动演示天象，并设置七直神木偶报时系统和十二时辰神循环报时装置，解决了传统水力驱动冬季结冰导致的误差问题。

　　该浑天仪采用水银替代水力驱动，配置天顶、天牙等部件标注365度天体运行轨迹，能模拟日、月、五星运行状态确定节气变化。

　　宋太宗诏令命人耗时一年建造，置于汴京文明殿钟鼓楼下，其机械结构被《宋史·天文志》评为“与旧仪不同，最为巧捷”。《宋史？天文志》还说：“按旧法，日月昼夜行度皆人所运行，新制成于自然，尤为精妙。”与张衡和一行等人的浑象相比，张思训设计了一种全自动的浑象。法国天文学家普赖恩称其为“从天文学世界下凡的天使”。

　　可惜，有关张思训仪象的文字记载过于简略，更无绘图留下来供我们研究。

张思训像

　　苏颂

　　苏颂（1020年12月10日－1101年6月18日），字子容，泉州同安（今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天文学家、药学家。被称为“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

　　苏颂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侍郎。他为官清正，曾主持编撰《本草图经》，收录药物814种，附图933幅，为宋代药物学集大成之作，李时珍《本草纲目》多所引用。

　　苏颂最杰出的科学贡献在天文仪器制造。元祐三年（1088年），他主持创制“水运仪象台”，高约12米，集浑仪、浑象、报时装置于一体，以水为动力，通过复杂的齿轮传动系统，实现天文观测、天象演示、自动报时三大功能。其中“天衡”系统类似现代钟表擒纵器，被誉为“世界天文钟之祖”。他还著《新仪象法要》三卷，详细记载仪器结构与原理，附星图63幅，为传世最早的天文仪器图谱。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颂病逝于润州，享年八十二岁。追赠司空，后追封魏国公。其天文仪器制造之精密，代表中国古代机械技术之巅峰，对研制工作之谨慎，亦为后世启迪实证科学之先声。

苏颂像

　　沈括

　　沈括（1031年－1095年），字存中，号梦溪丈人，杭州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北宋时期杰出的科学家、政治家。

　　沈括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熙宁七年（1074年），上《浑仪》《浮漏》《景表》三议，创制十二气历，虽遭非议，却是历法史上的革命性创见。他最早发现磁偏角，“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比西方早四百年。

　　元丰三年（1080年），出知延州，加强边防。元丰五年（1082年），永乐城失守，坐贬。晚年退居润州梦溪园，著《梦溪笔谈》二十六卷。此书内容广博，涵盖自然科学、工艺技术、社会历史，记载活字印刷、石油用途等，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

　　绍圣二年（1095年），沈括病逝，享年六十五岁。虽然其陷害苏轼，但其科学思想与实证精神，确实超前于时代。

沈括像

　　郭守敬

　　郭守敬（1231年－1316年），字若思，顺德邢台（今河北省邢台市）人，元代杰出的天文学家、水利学家、数学家。

　　郭守敬自幼承祖父郭荣家学，尤精算数、水利。中统三年（1262年），上书六条水利建议，受忽必烈召见。至元十三年（1276年），受命创制新历。他设计制造简仪、高表、候极仪、浑天象等十三种天文仪器，简化结构，提高精度。简仪的设计领先欧洲三百年。他组织大规模天文测量，“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设立27个观测站。十七年（1280年），编成《授时历》，取“敬授民时”之意。此历回归年长度365.2425日，与格里高利历相同，却早其三百年，为中国古代最精密历法。水利方面，他主持开通通惠河，使京杭大运河直通大都。开凿白浮堰，引昌平水入京，解决都城供水。

　　延祐三年（1316年），郭守敬卒，享年八十六岁。其所制仪器藏于司天台，影响深远。1970年，国际天文学会以郭守敬的名字为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郭守敬环形山”。1977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将小行星2012命名为“郭守敬小行星”。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也将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LAMOST望远镜命名为“郭守敬天文望远镜”。

郭守敬像

　　徐光启

　　徐光启（1562年－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明代著名科学家、政治家。

　　徐光启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后结识耶稣会士利玛窦，学习西方科学。他认识到“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遂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前六卷，创译“点”、“线”、“面”、“角”等术语，奠定中国几何学基础。又译《泰西水法》，引进西方水利技术。

　　他毕生注重实践，在天津屯田试种甘薯，著《甘薯疏》推广。崇祯五年（1632年），编成《农政全书》六十卷，集中国古代农学之大成，涵盖农本、田制、农事、水利、树艺、蚕桑、牧养等内容，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天文历法上，他主持修订《崇祯历书》，引进西方天文理论，使中国传统天文学向近代转型。

　　崇祯六年（1633年），徐光启病逝，享年七十二岁。赠少保，谥号“文定”。其科学思想“中西会通”，开近代科学启蒙之先河。

徐光启像

　　宋应星

　　宋应星（1587年－约1666年），字长庚，江西奉新县（今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人，明代著名科学家。

　　宋应星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中举，后屡试不第。他转而对实用科学产生浓厚兴趣，深入农村、工坊实地考察。崇祯十年（1637年），其代表作《天工开物》三卷十八篇刊行。此书系统总结明代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涵盖粮食种植、纺织、陶瓷、冶炼、车船制造等30多个领域，附123幅精美插图，是中国古代技术百科全书。他反对空谈性理，强调“贵五谷而贱金玉”，重视民生实用。书中记载“火药爆炸之威”“锌的冶炼”等技术，领先世界。此书后来传入日本，成为江户时代重要科技文献；在欧洲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宋应星晚年曾任福建汀州府推官、亳州知州，明亡后辞官归隐，不再出仕。约康熙五年（1666年）去世，享年约七十九岁。其务实精神与科学方法，在中国思想史上独树一帜。

宋应星像

　　徐寿

　　徐寿（1818年2月26日－1884年9月24日），字雪村，号生元，江苏无锡人，清末著名科学家、工程师、翻译家。

　　徐寿生于晚清内忧外患之际，早年放弃科举，立志经世致用。咸丰十一年（1861年）入安庆内军械所，与华蘅芳合作，于同治四年（1865年）造出中国第一艘蒸汽动力轮船“黄鹄”号，开中国近代造船工业之先河。

　　他精通物理、化学、机械，“能具其理，且手自操量”，实为知行合一之典范。同治七年（1868年），徐寿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专事西方科学著作翻译。他与傅兰雅合作，先后翻译《化学鉴原》《化学考质》《物体遇热改易记》等13部科学著作，系统引进西方近代化学知识体系。他所创元素译名“氧”、“氮”、“氢”、“钙”、“镁”、“锌”等，沿用至今。其“以西文之首音、次音，合以汉字之义理”的翻译原则，影响深远。被誉为“近代化学之父”。

　　光绪元年（1875年），徐寿与英人傅兰雅创办格致书院，设博物馆、实验室，亲授实验课程，为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之滥觞。他还主编《格致汇编》期刊，刊发科学论文，传播科学方法。

　　徐寿治学严谨，“无空谈，无臆说，必实验而后信”。他自制仪器验证西方科学理论，又结合中国传统工艺，探索本土化应用。其科学方法“实测、实验、实证”，已具近代科学精神。

　　光绪十年（1884年），徐寿病逝于上海，享年六十七岁。其“开眼看世界”的科学实践，架起了中西科学交流的桥梁，实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先驱。堪称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关键人物。

徐寿像

　　本文所介绍的中国古代十位科学家，和你的想法一致吗？有你家乡的人吗？

　　正所谓，你是你，我是我。

　　现代人称呼别人用“你”，称呼自己则用“我”。

　　可是在古代，古代人发明出了多种称呼自己的方式。

　　不同的称呼方式之下，往往藏着一种溢于言表，又十分含蓄的处事哲学。

　　话句话说，古代人将“我”用出了千百种态度。

　　臣

　　先秦时期普通人用“臣”称呼自己，秦汉后多用于官员对君主自称。

　　最鲜明的例子莫过于诸葛亮《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一种态度鲜明的君臣哲学油然而生。

（图）《白潭图》局部明周臣

　　仆

　　成年男子通用，意为“您的仆人”。

　　司马迁《报任安书》中记载：“仆非敢如是也。”

　　形容一种绝对的上下级关系。

　　鄙人

　　谦称自己学识浅薄（“鄙”即边远之地）。

　　“鄙人愚见，不足为据。”

　　称呼自己为鄙人的人，未必是真的浅薄。

（图）《垂虹别意图》局部明唐寅

　　不才

　　谦称自己才能平庸。

　　宗臣《报刘一丈书》：“何至更辱馈遗，则不才益将何以报焉。”

　　称呼自己为不才的人，也未必真的不才。

　　愚

　　自称的谦辞，比如对年轻于自己的同辈谦称“愚兄”，对自己的意见谦称“愚见”。

　　敝

　　“敝”当作谦辞，最常见的用法是“敝人”。

　　“敝人”本来形容受到蒙蔽因而德行不高之人，鉴于中华文化中“贬己尊人”的礼貌原则，古人们常称呼自己为“敝人”。

　　卑

　　“卑”当作谦辞，是下级官吏面对上司时的自谦之词。

　　我们在古书中可以常常见到的用法是“卑职”。

（图）《春泉小隐图》局部明周臣

　　古人通过谦称践行“卑己尊人”的礼制，如《礼记·曲礼》所言：“夫礼者，自卑而尊人。”

　　这种表达不仅用于社交，更渗透于书信、诗文乃至君臣对话中，成为传统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

　　“贞观、大业、元狩”——这些充满古风与威严的词汇，并非普通的词语，而是属于中国历史上独特的政治与文化发明：年号。

　　它们是古代帝王纪年的名号，是时间的政治符号，是王朝的愿景图腾。

　　当我们说“贞观元年”或“乾隆六十年”时，我们不仅是在标记时间，更是在调用一整套由权力、意识形态和时代精神共同构成的历史记忆。下面，我们将从这三个经典年号入手，为你层层揭开其背后的深意。

　　一、年号的本质：不止是纪年

　　首先，理解三个关键点：

　　起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年号是西汉汉武帝的“建元”（公元前140年），开创了延用两千余年的年号纪元传统。

　　功能：核心功能是纪年，但更是宣示正统、昭告国策、祈示祥瑞的政治行为。改元（启用新年号）通常发生在新帝登基、或遭遇天象异变、重大祥瑞、政局转折之际。

　　演变：早期皇帝常有多达十余个年号（如武则天用17个），而明清两朝绝大多数皇帝一生只用一個年号（如洪武、康熙），故年号常成为皇帝的代称。

　　二、三大经典年号深度解读

　　1.贞观：儒家的治世理想

　　使用者：唐太宗李世民

　　时期：公元627—649年

　　出处与寓意：源自《易经·系辞》：“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贞”为正，“观”为示，意为“以正道昭示天下”。李世民在登基后次年改元，意在宣告结束隋末乱世，以儒家正道治国，开启清明之治。

　　历史回响：

　　“贞观之治”成为后世帝王治国的至高标杆。这一时期政治清明、虚心纳谏、经济复苏、文化开放，奠定了盛唐根基。

　　年号“贞观”也因此超越了纪年符号，升华为一种政治典范和文化精神，象征着秩序重建、王道正途与开放胸襟。后世如王安石、张居正改革，皆以“效法贞观”为号召。

　　2.大业：法家的宏图与急政

　　使用者：隋炀帝杨广

　　时期：公元605—618年

　　寓意：直指“伟大的功业”。杨广即位后，意图建立远超其父隋文帝的宏伟功绩。

　　历史对照：

　　这个年号完美契合了隋炀帝的性格与作为：开凿大运河、营建东都洛阳、三征高句丽、巡行西域。每一项都是意图“利在千秋”的“大业”。

　　然而，急政、苛役与巨大消耗最终导致“大业”崩塌，成为隋朝短命而亡的直接导因。因此，“大业”这个年号也成为了帝王雄心与民力极限之间深刻矛盾的经典注脚，充满了历史的悲剧性与警示意义。

　　3.元狩：汉朝的武德与天命

　　使用者：汉武帝刘彻

　　时期：公元前122—前117年

　　由来：因在郊祀狩猎时获得“白麟”（被视为祥瑞），汉武帝因此改元，定年号为“元狩”。

　　深层含义：

　　“狩”不仅是狩猎，在帝王语境中，更有巡守四方、宣示武功之意。此时正值汉武帝对匈奴展开战略反击的关键时期（卫青、霍去病北伐）。

　　因此，“元狩”年号不仅是对祥瑞的纪念，更是对大规模对外用兵、开疆拓土的国家行为的正式宣告，充满昂扬的进取精神和天命所归的自信。它标志着汉朝从“韬光养晦”转向“强势崛起”的时代节点。

　　三、年号：一面映照历史的棱镜

　　透过这些年号，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帝王的愿望：

　　贞观→映射出儒家治国理想与实践的结合，是秩序与文明的胜利。

　　大业→折射出庞大国家工程与治理能力之间的张力，是理想与现实的反差。

　　元狩→反映了国力的强盛与外向的扩张，是尚武精神与帝国意志的体现。

　　有趣的传统：

　　明清皇帝多用单一年号，故我们常用年号代称皇帝，如“永乐皇帝”、“康熙皇帝”。而此前皇帝年号多変，则用庙号（如唐太宗、宋太祖）或谥号（如汉武帝）称呼。

　　年号，是帝王写给时代的序言，但历史的笔触却为它写下了结局。一个年号能否名垂青史，从不取决于其字面的华丽，而取决于它背后是“贞观之治”的盛世华章，是“大业”未竟的沉重叹息，还是“元狩”时代的赫赫武功。

　　它们像一枚枚时间的印章，盖在历史的长卷上。当我们念出“贞观”、“大业”、“元狩”时，我们唤起的，是整个时代的磅礴气象、治乱兴衰与文明脉搏。这就是年号——寥寥数字，重若千钧。

　　颛顼帝可以说是人类社会最初的王，但世人对他的称呼却并非是王，而是帝。既如此，王与帝有什么区别呢？

 

　　要了解王与帝的区别，首先要从字形来分析。王的上下两横代表的是天地，而中间的一横代表的是王自身，而中间一竖连接天地与王本身，也就是说，王者，是人间顶天立地的至强者，亦是人类社会权力最大，地位最高的那个人。

 

　　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反驳，王是人类社会权力最大，地位最高的人，是人间的至强者，那帝不也一样吗？

 

 

　　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反驳是正确的，可实际上，帝的地位一开始就要比王更加神圣与崇高。帝通“蒂”，指的是花蒂，而花蒂是花的根本所在，具有原始、根基的含义。

 

　　可以说，帝之一字，发端于祭司作为统治阶级的时代，象征的是天界统御世间万神的至高神灵，亦代指世间万物的起源与根本。一开始，帝指的是天界统御世间万神的至高神灵，但到了后来，那些为后世人类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王在死后也会被后人神化为天帝，比如我们在神话中经常看到的黄帝。

 

　　如果你对传统文化感兴趣，就会发现，黄帝不仅是现实里的人文初祖，还是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一，更是道教神话当中的中央天帝。而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黄帝为我们，为华夏族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开始，帝是天界统御世间万神的至高神灵；后来，帝是为华夏做出重要贡献的杰出领袖；等到秦始皇称帝以后，帝就取代王成为了人类社会权力最大、地位最高之人的代称。

 

　　皇帝！皇帝！所谓皇，实际是上白下王！或许，在某些古人眼里，只有洁白无暇的王才有可能称帝，但现实是，傻白甜王子是死的最快的。所以啊，不管是天子、还是圣人、皇帝，都只是是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对自身的美化。不然，古人也不会说“窃钩者诛，窃国者王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