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

　　建筑的等级制度是中国古代建筑区别其他国家民族建筑的一个重要的独特处。

　　在中国古代，建筑等级制度是按照人的社会地位来规定，建筑物的式样和规模，皇帝、皇亲国威和贵族阶层的建筑、朝廷官员和地方官员的建筑、平民百姓的建筑等等，都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分。

　　古代礼制中关于建筑型制的规定非常具体，包括屋顶式样、面阔的间数、装饰的色彩、彩画的形式等等都有详细规定。

　　建筑等级制度甚至被列人朝廷的法典之中，违者不仅是违礼，而且还是犯法，重者可招致杀身之祸。

　　建筑等级制的主要表现在下面这几个方面：

　　一.屋顶式样

　　最高等级：庑殿，只有皇谓的建筑才能用，其次是歇山，再次是悬山，再次是硬山，其他式样就不按等级划分了。

　　庑殿顶和歇山顶又有重檐(两层屋檐)和单檐二层屋檐)之分，重檐等级高于单檐，所以最高等级就是重檐庑殿顶。

　　例如，北京故宫太和殿就是重檐庑殿顶，因为它是皇宫中的正殿，最重要的建筑。天安门只是重檐歇山，因为它只是皇宫的前门。

　　二.开间数

　　两根柱子之间叫一个开间。最高等级是九间，后来发展到十一间，例如北京故宫太和殿，乾清宫，但是理论上仍然是九开间为最高，只有皇帝的建筑才能用九开间。

　　其次是七间，皇亲贵戚和封了爵位的朝廷命官可以用七开间。再次是五间，朝廷一般官员和地方政府官员可以用。平民百姓就只能用最小的三间了。

　　建筑上的数字等级还有一个特殊的含义，即中国古代阴阳五行中的“术数“”。阴阳五行学说中奇数(单数)为阳，偶数(双数)为阴。阳数中最高的数是九，所以在建筑中凡用火的数字就是最高等级，例如开间九间、台阶九级、斗拱九踩、门钉九路、屋脊走兽九尊等等。

　　另外五也是术数中一个特殊的吉数，九和五结合就是最高最吉利的数。《易经》中说“九五，飞龙在天”，所以九五就变成了皇帝的专用数，称为“九五之尊“”。天安门城楼就是面阔九开间，纵深五开间，故宫中很多建筑都是这样。

　　三.建筑色彩

　　建筑色彩最高等级是黄色，其次是红色，再次是绿色，再次是蓝色。黄色是皇帝的专用色，不仅是建筑，在服装和其他方面也都是。。黄袍加身。就是做了皇帝；朝廷大臣立了功，得到的最高奖赏是赏穿黄马褂。

　　屋顶上用黄色琉璃瓦是皇家建筑才能用的，北京所有宫廷建筑的基本色彩就是红墙黄瓦。在都城以外的其他地方，只有皇家的陵墓、皇家寺庙(皇帝期建的)、各地的孔庙或文庙可以用黄色琉璃瓦。

　　因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被推为国家正统思想，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礼制规定祭祀孔子的孔庙文庙享受皇家建筑的等级，所以全国各地的孔庙文庙都可以用红墙黄瓦。

　　四.彩画式样

　　彩画是中国古建筑的梁枋斗拱等木构件上的彩色图案，既起到装饰作用，又可以保护木构件。

　　按照等级看，彩画分为三种和玺彩画、旋子彩画和苏式彩画。

　　和玺彩画等级最高，只有皇帝的建筑才能用。其特点是有双括号的箍头，里面的图案以龙主。

　　次等的是旋子彩画，其特点是单括形的箍头，里面的图案以旋转形的菊花为主，所以叫°旋子“。最高等级的建筑以外的大型建筑都可以用旋子彩画，例如皇宫中的次要建筑、大型寺庙等。

　　最低等级的是苏式彩画，其特点是用各种艺术化的边框框出一个中心画面，这个东西叫”包袱“。包袱里面是一幅完整的图画，或者是山水风景，或者是人物故事，或者是花鸟虫鱼等，总之是一幅画，而不是格式化的图案，它一般用于园林中的亭廊和一般民居等建筑上。

　　苏式彩画虽然等级最低，但是很有艺术性，具有欣赏价值。尤其在园林中，一边游园，一边欣赏亭廊中的图画，赏心悦目。例如北京颐和园的长廊，里面装饰着苏式彩画，每一根梁枋上都是一个不同的包袱，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五.其他

　　建筑的等级制度还在其他一些方面表现出来，如建筑的位置关系，斗拱的层数，台基的层数和式样，屋脊上仙人走兽的数量等，都代表建筑的等级身份。

　　随着夏天的到来，大街小巷撑起的遮阳伞愈来愈多。对于现代人来说，夏日防晒是男女老少都很关注和重视的事情，大家出门都会用上各种防晒用品，涂防晒霜、穿防晒衣、戴防晒帽……这些都是为了挡住炎炎烈日，保护自己的皮肤不受太阳的炙烤。而古代，在同样炎热的夏季，面对烈日暴晒下，古人就靠心静自然凉?其实不然，防晒，古人的办法可真不少……

　　一起看看古人是如何防晒的？

　　古代遮阳帽

　　关于遮阳帽，古人的款式与花样可比我们多得多。早在晋朝，古人们喜欢戴一种“席帽”，席帽其实就是草帽，晋人崔豹在《古今注》中曾提及：“藤席为之，骨鞔以缯。”这个草帽的原材料与我们现代人铺在床上的席子是一样的，夏天戴在头上，肯定是又吸汗又透气。

　　不过这席帽在款式上有点“寡淡”，到了奔放的唐代以后，帷帽成为时尚单品。帷帽原本属于胡装，最开始的样式叫幂篱，在唐宋时期最为流行。它一般是用皂纱制成，四周有一宽檐，檐下制有下垂的丝网或薄绢，长度到颈部，这样就可以遮挡住面部，由于皂纱比较轻薄，所以并不影响视线。隋唐以后，古人就把四周的垂网给改短了，还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浅露”。

　　这种帷帽的皂纱多数都是黑纱，这是在防晒的基础上同时又可防尘，还增加了一个隐形的黑色墨镜!这种“太阳帽”可以把脸浅露出来，不会遮挡女性精美妆容和华丽衣饰，给人若隐若现感觉，满足了女性爱美之心。

　　唐代喜欢戴帷帽的是女士，而到了宋朝，喜欢戴帷帽的却是男士，那些文人墨客，苏轼、王安石、欧阳修……都是帷帽的追捧者。

　　古代遮阳伞

　　除了像遮阳帽这种便携的防晒小物，另外不得不说的就是遮阳伞了。提到古代遮阳伞，那必然不能忘了遮阳伞的战斗机、真正的帝王级防晒伞——华盖。

　　这种硕大的遮阳伞看起来就相当华丽霸气，“华盖九重，金瑵羽葆。”一般也只有古代的王公贵族才用得起华盖，除了能遮阳防晒，同时也是显贵、权威的象征，但抬轿子撑伞极费人力，当皇帝需要远途出行的时候一种改良版的遮阳神器也随之上线——华盖马车。

　　无论是豪华版的华盖仪仗，还是精简版的华盖马车，都不是普通群众消费得起的。普通老百姓常用的遮阳伞依然是油纸伞。虽然古代的油纸伞没有防晒涂层，但是本着挡一点是一点的原则，仍是贫民窟少男少女的首选。

　　古代防晒衣

　　古人夏季爱披纱，像极了现代的防晒衣，凉爽同时自带防晒效果。我国古代常用丝帛制作衣服，这种材料透气舒适，质地轻薄，适合在夏季穿着。

　　纱和罗都是表面有着明显而细密孔隙的面料，一件贴身里衣加上丝绸外衫，长长的丝织外套就是初代的防晒衣，能清凉透气，古代女子人手一件!这种轻薄纱衣在汉以后的各个朝代都很流行，尤其是以蚕丝制成的纱和罗这样的面料，轻薄透气是夏季的绝佳单品。纱衣外穿，轻巧又防晒，美貌与实用并存，成为古代名媛的夏日必备单品!

　　当然，纱衣是比较昂贵的，只有富贵人家才能穿得起。所以一般的平民百姓会选择用葛衣来进行替代。葛衣属于纤维面料，它不仅有罗与纱的轻透，还特别吸汗，穿在身上格外清爽，且轻薄又凉快也便宜许多，是纱衣的完美平替。早在先秦时代，许多人就会穿葛衣过夏。

　　古代防晒粉

　　古代女子爱美如命，手如柔荑，肤如凝脂，身上还能靠衣服遮挡太阳。其实古代女子和我们现代一样，也喜欢化妆，女子化妆的第一步就是敷粉，用粉将脸遮盖住，也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防晒。

　　唐宋以后，防晒粉饼在市场上又出现了新品种，几大名牌中有益母草与石膏粉研磨出来的“玉女桃花粉”、滑石做的“石粉”，含有紫茉莉花紫的珍珠粉……尤其是珍珠粉，不仅可以阻挡紫外线，更有美白保湿的功能，也得到了许多女性的青睐。

　　有意思的是，古人除了白天涂抹防晒粉饼，晚上卸妆之后，会再次敷上美容养颜的粉，这被称为“宿妆”，如现代人的“睡眠面膜”，在休息时让面部吸收养分，宿妆主要是敷一些具有美容功能的粉。

　　古代女子可以涂粉防晒，男人们自然也有一套应对的法子，为了减轻长时间被日光暴晒灼伤肌肤，他们会将橄榄油涂抹在身上，能起到滋润防晒的作用。也有用茉莉精油有效抵御紫外线，还有把树浆涂在脸上，这不仅能够驱赶蚊虫同时也有防晒功效，真是一举两得!

　　由此可见，在古代虽然缺乏科技助力，但古人自古就有防晒意识，他们的防晒思路和如今的防晒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戴的遮阳帽，穿的防晒衣……这些都是古人留给我们的防晒经验，也让我们不得不感慨古人伟大的智慧与创造力。

　　作为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自古以来也受到了佛教的重视，因此我们在佛教典籍当中也能够找到许多关于佛教徒如何过端午的记载。

　　端午安康

　　吃粽子、插艾草、喝菖蒲茶

　　吃粽子、插艾草、喝菖蒲茶是端午节的传统民俗。佛教徒也不例外，在端午节这天也会进行相关的活动。

　　比如《敕修百丈清规》中有：“端午日早晨知事僧堂內烧香点菖蒲茶，住持上堂次第建青苗会。堂司预出诸寮看经诵经单。”

　　《续古尊宿语要》所记：“端午云。庚午太岁五月五。东湖向旧灸疮盘上更着艾炷。”

　　《率庵梵宗禅师语录》中亦有：“今朝正当端午节，衲僧倒用真妙诀。转圣作凡，点金成铁，却把山茶，以替竹叶。角黍（粽子）满盘，菖蒲细切。虽然，俗气未除，也要大家暖热。正与么时，百草头边，艾人欢悦。”

　　接受皇族召见

　　佛教高僧在端午节接受皇权贵族的召见和赏赐，其中也含有贵族布施财物、供养僧众以做功德、求福报之义。

　　如《起信论疏记会阅卷首》中有“有旨命京城十大德，为师（贤首国师）授满分戒，赐号贵首。复诏师于太原寺讲华严。端午节，天后遣使。送衣五事”。

　　但是，从文中可知，这是需要有一定的身份地位的僧人才能在这一天得到召见，所以这样的记载只是少数。

　　开堂讲示

　　与上面的活动不同，在佛教典籍中能够找到许多关于禅宗祖师于端午节让众人集于堂上，为僧徒讲示记载。

　　比如《虚堂和尚语录》中：“端午上堂，僧问：‘文殊令善财采药。财云：无不是药者。此意如何？’師云‘引出落风莲。’僧云：‘善财拈草，度与文殊，殊云：此药亦能杀人，亦能活人。又作么生。’师云：‘一人传虚万人传实。’僧云：‘学人通身是病，作么生医。’师云：‘佛手也医尔不得。’”

　　《应庵昙华禅师语录》中记载“端午上堂。举文殊令善财采药因缘。师云：‘善财能采，文殊解用，虽然眼辨手親，检点将来漏逗不少，焦山今日终不効他先圣。只是各人喫一杯菖蒲茶，任是贪病嗔病痴病身病心病佛病祖病，一时顿愈。虽然如是，知恩者少，负恩者多。’”

　　关于这样的记载有很多，这里只是略举一两例而已，这些记载表明了佛教徒对于端午节的重视，认为这是一个参禅修法的好时机。

　　著作起笔、成书

　　在佛教历史上，也有许多僧人将端午节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时间节点，因此许多佛教典籍著作、翻译的起笔之日、成书之日或成书过后为其作记之日也在端午节，比如唐代不空大师所译的《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序》和《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慧超所译《一切如来大教王经》和《瑜伽秘密金刚三摩地三密圣教法门述经》，志磐所撰《佛祖统纪》等等。

　　由此可见，端午与佛教的联系有深刻的文化意义。端午正是这样，它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底层，通过演变发展，突破了民间文化的范畴，深深地积淀在佛教文化中，这显示了中国文化的深厚根基与巨大影响力。

　　每年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是父亲节。很多人会认为中国的父亲节只是一个舶来品，是由西方传入的洋节。

　　现在提起父亲节，很多人下意识地认为是西方传入中国的节日。

　　其实不然，以儒家文化为本、注重孝道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为父亲过节的传统，只不过并不是在特定的某一个日子。

　　在古代的伦理关系里，“父权”是极重要的，代表着权威。著名的“齐景公问政于孔子”中，孔子说了句千古名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显示出了古代“君权父权”至上的道理。

　　通过孝道把父子的关系推及到君臣，“事父以孝，事君以忠”这便是中国古代的传统伦理道德思想。

　　《论语》中，孔子的学生子夏曾说过：“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看重实际的德行，轻视表面的姿态。侍奉父母要尽心尽力，为君主做事要奉献自身。

　　所以古代时时刻刻提倡“孝”的礼仪，反而不会画蛇添足地特定某日为“父亲节”，更多的是以父亲为主的节日。

　　古人会将父亲的生日作为“父亲节”，一般要举行家宴，还要唱戏助兴。

　　古时候，父亲生日是一个重要节日。

　　在《红楼梦》第十回里便描述过这一场景：贾珍的父亲贾敬要过生日了，像贾家这种豪门望族，父亲过寿是件大事，晚辈在很久之前便要开始张罗。

　　虽然贾敬在道观里修行，并未出席，但府中依然请来戏班大摆排场，极尽奢华。而且孙子贾蓉带领下人，捧着六大礼盒的珍贵寿礼送去道观。这些礼数，透露出古代伦理细节上的讲究。

　　孔子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由古至今，即使在现代，这句话也可作为子女孝顺的根本。

　　父母的生日不可不知，一方面以父母能有如此高寿、自己长大了而高兴；另一方面则因为他们年事已高，需要人照顾而忧惧。

　　父母成亲的日子，在古代叫“天伦日”，也是以父亲为主的节日。子女需举行家庭礼仪，行“九拜”大礼，感谢父母赐予的血脉之恩。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通过家庭礼仪强化对父母的崇敬。

　　做子女的每年生日到来，要先拜父母，这叫做“不忘本”，在父亲的安排下拜祖、拜庙、拜师等，然后才能庆祝自己的生日。所谓“百善孝为先”，子女生日也要以父母为先，这才是尽孝的本质。

　　还有一个重要的日子，就是父亲的“金榜题名日”，读书人称为“科甲日”，即考取功名的那一天。

　　“科甲日”是他们功名事业的起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文人会一生铭记这个日子，而他们的子女们更不会忘记。每当这一天到来，都要为父亲举行祝福活动。历史记载，苏轼被贬岭南任职时，他的大儿子苏迈就曾从京城千里迢迢赶到那里，为父亲庆祝“科甲日”。

　　而到了近代民国时期1945年8月，历时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接近尾声，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无数将士为国捐躯、悲壮就义。

　　当时，上海的一些社会名流发起倡议，建议将每年的8月8日定为“父亲节”，借此纪念和颂扬在战争中为国牺牲的烈士们。

　　民国时期将父亲节定在八月八日，借此纪念为和平付出生命的烈士。

　　后来民国政府便将8月8日正式定为中国的父亲节了。发起者之所以定8月8日为父亲节，是因为与“爸爸”谐音，且“八八”两字连缀起来像是中文的“父”字。直到今天，中国台湾的父亲节日期仍然是每年的8月8日。

　　中国官方没有设立正式的父亲节。但大陆民众习惯上使用6月第三个星期日当做父亲节；台湾地区定于每年8月8日，又称为“八八节”。“父亲”是个意义非凡的名词，是家庭的支撑与依靠。与现在的父亲节比较，中国古代的“父亲节”似乎更具有亲情味和深刻的人文关怀。

　　易经作为两千多年的通学史籍，主导了整个中国哲学的缘起、传承和发展，是炎黄子孙的原始宝藏，被誉为“中华文化的百科全书”。对古人来说，几乎所有的学问都来源于《易经》。

　　《易经》对中国文化影响非常深远，在中国影响最大的三大思想流派——儒、道以及汉传佛教都不同程度受到了影响。

　　儒家和道家本身就是从《周易》中衍生出来的思想流派，而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时并不受欢迎。直到唐代以后，吸收了《易经》的汉传佛教八大宗派相继诞生后，佛教才在中国普及开来。

易经与儒家

　　儒家原先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其创始人是孔子。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中国人基因中的责任思想、忠孝思想、恕的思想、伦理思想都是儒家思想与专制统治结合的结果。

　　儒家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文明历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儒学以“仁”为核心，代表作为“四书五经”，其中五经之首是《易》，也就是《易经》。《易经》是孔子学习的先哲书籍，对孔子及其儒家思想体系的形成都有巨大的影响作用。

　　儒家的思想核心思想是“仁、义、礼、智、信”，这是儒家学说所认同的最基本的社会伦理道德，也被称为“五常”。“仁、义、礼、智、信”，其本质源于《易经》中的五行思想。

　　《易经》是儒家的首要经典，其地位要远远高于“半部治天下”的《论语》，其包含的“天、人、道、德、节、谦、中”等思想皆被儒家学说用来立论，《易经》充实了儒学，完善了儒家的思想体系。

易经与道家

　　若是说儒家的中枢是仁的话，那么道家的中枢便是自然。依道家来看，儒的倡导虽好，却只能靠严以律已刻意做到，一有不慎，则内以伤身，外以乱人。而道以自然为本，更加贴近于人的生活。

　　道家是中国诸子百家中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在春秋战国时期以老子、庄子为代表，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自化、应物变化。

　　道家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泰古二皇，春秋时期，老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智慧，总结了古老的道家思想的精华，形成了无为无不为的道德理论。

　　道家和以思想基础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道教，作为我国的传统思想，具有一个庞大的体系，其核心思想是“道”，基本宗旨是为了“修真长生”。

　　从两千多年的道学史来看：“道学”与《易经》是息息相关的。道家的理论精髓均来源于《易经》的思想，并注重《易经》在微观世界和个体生活领域中的应用。道家的思想以《易经》的阴阳为指导，并将“阴阳”思想全方位的加以诠释。

　　道家讲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宇宙事物的生成之道，就是根源于《易经》中有“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思想，即从太极或者道作为原点，生出一个阳。然后又生出一个阴，阴阳再结合就形成或者代表宇宙的万物。

易经与佛家

　　佛家有释迦牟尼创立于印度，后传入中国，经历代高僧贤哲的发展到唐宋时期达到我国佛家史上的最高峰，并且形成了具有浓厚中国本土味的佛家文化和佛教体系。

　　中国佛家的崛起使得原来的“儒、道”两教并存，变成了“儒、道、佛”三教合一，这在哲学思想史上指引着中国文化的发展。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文化，其经典产生于古印度的文化氛围中，在其初期传入的时候，是与中国原有的以道家和儒家为代表的本土文化的观念、习俗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的，并且从礼仪习俗等生活领域，慢慢升级到了政治和哲学思想等高层领域。

　　鉴于此，佛教就必须依附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尤其儒家和道家的观念，进而中和调整观念、习俗、思想等方面的冲突问题。

　　后世佛教在中国影响最深入以至现今仍流行的八大宗派都或多或少经理了一个结合本土文化氛围。进而逐步扩大的过程，这其中又以天台宗、净土宗、禅宗最具代表性。

　　禅宗，其创始人为菩提达摩。达摩生于南印度，出家后倾心大乘佛法，在中国的六朝时期从印度渡海东来。他从广州一路北行直至魏国，到处以佛法教人，但却不畏当时佛界所重视。后来他进入嵩山少林，静心观壁，修习禅定。

　　用了五六年的时间，达摩潜心研习佛法，并深入分析道家与儒家的思想特征，从而创造出了适宜本土文化的中国禅法，即中国禅宗，从而达摩也成了禅宗的祖师。佛教的各个宗派都经历了一个转化再造的阶段，才得以在中国广为流传和发展。

　　在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中，舞文弄墨的文人和舞枪弄棒的武夫都可以通过考试的形式博取功名，只是形式内容有别，而武举（又称，武科）是古代专为选拔武职人员设立的考试。

　　武举制度创始于唐代，武则天于长安二年（702年）开设“武举”，每年举行一次，考试合格者授予武职。武举由兵部主持，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跤等。

　　宋代开始，武举制度臻于完善，被纳入科举体系之中，确定了三组考试的程序和外场考武艺、内场考策论兵书的考试办法。宋以前并没有“武状元”之设。首名武状元产生于宋神宗时，为福建人薛奕，后与西夏作战时战死。

　　元代武举被废止，明清两代兴盛，尤其是在清代。明朝时武举考试内容更改为“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如考生在答策的笔试中不合格，便取消接下来的武试资格。但明代武职多半是世荫承袭，加上由行伍起家者，武举不过是个补充形式。

　　清代的武举考试和文举的程序一样，分为四个等级进行：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

　　童试在县、府进行，考中者称为武秀才。童试对于考生的报考条件要求十分严格，需教习官为考生开明具结，如若考生在考试中作弊，要责罚教习官。同时，对在职人员的子弟实行回避制度。

　　乡试，在省城进行，通常每三年一次，，考中者为武举人。逢子、卯、午、酉年举行的称为正科，庆典之年举行的称为恩科。考试分三场进行，一二场试弓马技勇，称为“外场”，第三场试策论武经，称为“内场”。乡试发榜后，考官和新科武举要参加“鹰扬宴”，以表示新科武举如雄鹰飞扬。

　　外场：

　　第一场试马上箭法，驰马三趟，发箭九枝，三箭中靶为合格，达不到三箭者不准参加二场；

　　第二场考步射、技勇。步射九发三中为合格，所谓“技勇”，实际上主要测膂力（注：脊梁骨），共计三项。

　　头项拉硬弓，弓分十二力、十力、八力，另备有十二力以上的出号弓。应试者弓号自选，限拉三次，每次以拉满为准。

　　二项舞大刀，刀分一百二十斤、一百斤、八十斤，试刀者应先成左右阅刀过顶、前后胸舞花等动作。刀号自选，一次完成为准。

　　三项是拿石硕子、头号三百斤，二号二百五十斤，三号二百斤。考场还备有三百斤以上的出号石硕，石号自选，要求将石硕提至胸腹之间，再借助腹力将石硕底部左右各翻露一次，称“献印”，一次完成为合格。

　　凡应试者，弓、刀，石三项必须有两项为头号和二号成绩，三号成绩超过两项者为不合格，取消第三场考试资格；

　　内场：

　　第三场，也称“内场”，相当于文化课考试。最初是考策、论文章，“策”相当于问答题，“论”是按试题写一篇议论文。到了嘉庆年间，考虑到武人多不能文，于是干脆废除策、论，改为按要求默写《武经七书》中一段，通常只一百字左右。最后只存于形式，武人更加被文士们看成粗鲁武夫，武举的社会地位比起清代前期也是一落千丈。

　　乡试后的第二年九月（咸丰九年，曾一度改为八月），在京城举行武举会试。考试场次、科目与武乡试相同，均为三场，考中者为武进士。

　　殿试在会试之后十日内举行，具体日期由兵部拟定之后奏请皇帝批准。已取得武进士资格的考生，再通过殿试（也称廷试）分出等次，共分三等，称为“三甲”。一甲是前三名，头名是武状元，授参将（正三品）；二名是武榜眼，授游击（从三品）；三名是武探花，授都司（正四品）。前三名世称为“鼎甲”，获“赐武进士及第”资格。二甲十多名，授守备（正五品），获“赐武进士出身”资格。二甲以下的都属三甲，授武守备，获“赐同武进士出身”资格。

　　殿试成绩揭晓后，在太和殿唱名，西长安门外挂榜，并赐给武状元盔甲。然后由巡捕营护送武状元归第，炫耀恩荣。第二天，在兵部举行盛大的“会试宴”，又赏给武状元盔甲、腰刀等，赏给众进士银两等。清代科甲等级差别甚大，同样是武进士，一、二、三甲的等级和荣誉却大不相同。自然状元是出尽了风头的，登第后的三天内，可以披红挂彩，上街夸官，可谓春风得意、风光十足了。

　　历史上武举一共进行过约五百次。相对于文科举，武科举较为不受重视。历朝的武举时而被废，时而恢复。而武举出身的地位亦低于文科出身的进士。

　　古代科举考试是一种类似高考的官吏选拔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考试的第一名被称之为状元，第二名被称为榜眼，而第三名则被称为探花。那么，科举考试前，又如何安排每个人的考场呢？科举考试的考场又是什么样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明清时代的“高考”考场——老北京贡院。

　　科举制度从隋朝开始到清末废除，将近1300年的历史，极大的影响了我国古代文化思想发展和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科考制度作为给朝廷、国家选拔人才的考核机制，虽历朝历代考试制度不尽相同，但大体的流程都相差甚微。

　　封建王朝，除了投军从戎之外，只有参加科考才能入仕。因此，大体要参加三次重要的考核，即乡试、会试和殿试（明朝正式施行）。

　　所谓乡试，并不是由乡一级政府组织的考试，而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应天（南京）府、顺天（北京）府、以及布政使司驻地。乡试每三年一次，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

　　贡院的设置始于唐代，北京贡院是明清两朝的会试考场。当时贡院的设立地点在建国门内，东二环建国门桥往东不远地方。如今的贡院西街、贡院东街就是因贡院而得名。那么既然是考场，为什么不叫考院、试院而叫贡院呢？

　　封建社会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皇帝，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会试就像从中挑选优秀人才向皇帝进贡一样，所以叫贡院。

　　《徐显卿宦迹图·棘院秉衡》表现的明万历年间北京贡院会试场景，下方明远楼旌旗招展，两侧考棚已为砖瓦房。

　　当时全国科举会试主要在南京的江南贡院举行，北京顺天府乡试仅有数十人，会试也不过数百人，加之北京正开工修建紫禁城和京城城墙，财力物力有限，所以当时的贡院规模较小，只用简单的模板、苇席临时搭建完成。此后，由于北京参加考试的举子逐年增加，贡院便开始变得拥挤不堪。

　　古代科举考试，与现在几十个人坐在一间屋子里不同，它是一个考生坐在一间小隔断里（称为“号房”）自己答卷，无人面对面监考。因此考生进考场前，为了防止考生携带作弊物件，防止内外串联作弊，考试一旦开始，便会将号房区的大门锁起来，叫“锁围试贡”或叫“锁院”，严禁考生出号房，无关人员等也不准接近号房，并与考生进行接触。

　　在清末鼎盛时期，北京贡院占地极其广阔，东起如今的贡院东街，西至贡院西街，南起建内大街，北至东总布胡同，包括贡院头条、贡院二条、贡院三条在内这一大片，都是北京贡院的“产权”，只可惜这座明清时期的“高考考场”已经不复存在了。

　　据记载，北京贡院整体呈坐北朝南，大门五楹，往里有二门五楹。院内东、西砖墙各开一砖门，南墙外有砖影壁，墙之左右各辟一门，门内正中有“天开文运”牌坊，正中轴线有大门、二门、龙门，亦称三龙门，门内明远楼为三重檐。其它建筑有总裁、副总裁、考试官、御史等官员的公堂、居室、点名厅、守备厅、监试厅及刷印刻字、誊录、受卷、弥封等处所。院内四角还有瞭望楼，主要起到监视作用。

　　科举考试，是隋唐到清代封建王朝分科考选文武官吏及后备人员的制度。

　　隋朝以前采用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员，导致出身寒门的普通人无法步入仕途，隋朝开始改为科举制，使得任何参加者都有成为官吏的机会。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逐渐僵化，被称为八股取士，后于20世纪清末废除。

　　隋

　　隋炀帝大业元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

　　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

　　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

　　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

　　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

　　“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

　　有据可查的第一位状元，叫孙伏伽。

　　隋朝末年，孙伏伽便参加科举进入官场，大业末年，升任为京畿万年县(今陕西西安)的法曹（相当于法院院长兼公安局长）负责审理刑狱，缉捕奸盗，查办赃赂的工作。

　　武德五年（公元622），唐朝举行第一次科举考试，孙伏伽再一次参加考试，最终在参加考试的30名举子中名列第一，开始他的仕途之路，可见学习好，真的可以改运。

　　唐

　　唐朝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

　　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

　　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

　　后明经、进士两科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

　　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相当于今天的默写，或填空题。

　　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

　　进士科及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可见唐代的进士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名人推荐。

　　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

　　李白就是因为出身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考试的机会，他的情况很简单，据说李爸爸是个商人，当时的社会是重农轻商的，因此李白只希望别人的举荐，做梦想成为帝王师，走韩朝宗、玉真公主的门子，可惜仕途无捷径，皇帝虽然也认可了李白，不过是让他做了待诏翰林，类似于御用文人之类的闲职，李白看不惯，最后只好过一种貌似无拘无束的生活，其实内心还是非常的抑郁。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

　　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等。

　　武举选拔遵循：“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

　　唐代开元初年武举高等(状元)郭子仪。他一生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曾两度担任宰相。他是唯一由武状元而位至宰相者，同时，他也是历代武状元中军功最为显著者。

　　唐朝是状元人数最多的朝代。

　　自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壬午科，至哀帝(907年)丁卯科，285年间，科举考试几乎每年一次，约产生状元270人。在《登科记考》、《玉芝堂谈荟》等古籍中有名可考者，有140余人。

　　宋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

　　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

　　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

　　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它科目总称诸科。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

　　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

　　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忠诚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

　　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需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

　　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

　　为文进士设立的“琼林宴”，和为武进士举办的“会武宴”，均群英荟萃、金鼓喧阗、排场浩大。这两场宴会最初是新科进士凑份子来筹办的，但朝廷也会有所表示，如赐宫廷美食、赐酒、赐钱等，五代以后则逐渐由朝廷买单。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

　　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其中最大的就是死记硬背，而不强调理解其中涵义。

　　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

　　熙宁八年（1075），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布王安石的《三经新义》确立以论、策取士政策。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

　　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

　　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

　　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无论怎么考，他都难不倒。他是宋代最有名的状元之一，南宋宝四年(1256)丙辰科状元文天祥。

　　他以自己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被后为人称为“状元中的状元”。

　　元

　　从元代开始，蒙古人统治中原，科举考试进入中落时期，但以四书试士，却是元代所开创新先例。元代的科举制度基本沿袭宋代，用“经义”、“经疑”为题述文。

　　科举分为地方的乡试和在京师进行的会试及殿试。

　　元代科举只考一科，但分成左右榜。右榜供蒙古人应考，乡试时只考两场，要求相对较简单。左榜供汉人、南人应考，乡试时考三场，要求相对较严格。由于元朝幅员辽阔，乡试、会试考获名单俱按种族分配。

　　元朝自仁宗至顺帝时灭亡止，科举停办两次，共举办过十六次，取进士1，139人，国子学录取284人，总计1，423人。但元科举所选人材通常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元政府中产生的影响也不大。

　　至正复科

　　元朝建立以后，蒙古贵族和军功的官吏，对科举取士制度最初并不在意，经过许多儒臣的竭力倡议，特别是仁宗的儒师集贤大学士王约的积极建议，元朝才于皇庆改元（1312）后真正开始建立了科举制度，1313年开考，此时已距元世祖攻灭南宋（公元1279）有34年之久，这在中国科举史上是中断时间最长的一次。

　　明

　　元朝灭亡后，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

　　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监生可以直接做官。特别是明初，监生出任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多不胜举。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却可以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

　　明代的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进行。乡试由布政使司主持，会试由礼部主持。凡考中进士的可以被任命为官员。

　　一般来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二三甲考选为庶吉士，也都是翰林院官，其他或授给事中、御史、主事，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未考中的举人，只授小京官或外地教职。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辰、戍、未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

　　会试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试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明宪宗成化八年起，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

　　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

　　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

　　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明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黄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

　　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

　　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

　　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

　　八股文的危害极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治的工具，同进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科举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历经唐、宋、元、明、清。

　　根据史书记载，从隋朝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整整绵延存在了1300年，在国内外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道家与道教并不是一回事，但两者之间又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道家所讲的道学不是宗教，也不主张立教。道家思想是一种哲学学派，道教是一种宗教信仰。道家思想成形于先秦时期，直到东汉末“黄老”一词才与神仙崇拜这样的概念结合起来。道教是中国固有的一种宗教，距今已有1800余年的历史。

　　它的教义与中华本土文化紧密相连，深深扎根于中华沃土之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并对中华文化的各个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道家是先秦时期的一个思想派别，以老子、庄子为主要代表。道家的思想崇尚自然，有辩证法的因素和无神论的倾向，同时主张清静无为，反对斗争。我们从两个方面简单地讨论一下道家与道教的关系。首先，为什么说道家与道教本质上并不是一回事，可以从下列几点来作说明：

　　其一，道家与道教产生于不同的时代。道家由老子在春秋末年创立，而道教则形成于东汉末年又张道陵天师创教而成。这就是说，在道教形成之前，道家己出现相当长的时问，人才辈出，流派纷呈，并形成了先秦和汉初道家发展的两个高峰。即便在道教形成以后，道家与道教仍然有各自不同的传承谱系。

　　其二，道家与道教有各自不同的代表人物，即使同一个人物在道家与道教之中也具备了不同的个性特征。就前者来说，道家的代表人物在先秦有老子、庄子、杨朱、宋钘、尹文、列子等；汉代有曹参、窦太后、刘安、严君平等。道教的代表人物有葛洪、陶弘景、成玄英等。这两类人物相互之间是不能替代的。就后者来说，以老子为例，道家中的老子是一个现实的思想家，道家的创始人，道教中的老子则成为太上老君，是一个宗教教主，两者的性质显然是不一样的。

　　其三，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道家是一种思想文化流派，而道教是一个宗教团体，两者在文化形态上具有不同的性质。前者具有人间性、世俗性，它存在于思想领域，作为一种思想文化流派，它以现实的智慧之光照耀人间。而道教则不同，它不仅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即具有思想信仰，同时有严密的组织与宗教活动，并试图以一种超人间超现实的力量来改造世界，包括求得人的永生。我们必须看到，道教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使得道家与道教之闻又具备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方面.道教是依托道家思想建立起来的。道教在其创始的时候是把黄老庄之学、神仙长生之术及民间巫术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特定的宗教形态，其中道家思想是道教重要的思想来源。在道教的长期发展中，始终依托道家思想，如：《老子》、《庄子》等成为道教的重要经典，道教学者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地去注解《老子》、《庄子》等。可以说，没有道家，就不可能形成道教，没有道家，道教就失去了坚实的思想支柱。

　　道教的第一部正式经典是《太平经》，而《太平经》、《周易参同契》、《老子想尔注》三书是道教信仰和理论形成的标志。它不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对近代世界也有着不可小窥的影响性。（道教经书的内容包罗万象，不仅记录了道教的教理教义、教规教戒、修炼方术、斋醮科仪，还保留了中国古代哲学、文学、医药学、养生学、化学、音乐、地理等多种学科的珍贵资料，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宝库。）

　　道家思想作为首先独创了朴素唯物主义本体论学说的代表，从春秋战国时代即为诸子百家之一，先秦时期在著名的儒墨显学里独树一帜，汉初，完全成为显学。所以，汉朝就有了具体正规的教团产生，奉老子为道德天尊，把原来深奥的道德哲学更进一步升华、粹炼了。南北朝时道教宗教形式愈发完善。

　　另一方面，汉魏以后，道家再没有形成有影响的学派，也不再出现杰出的道家学者，而道教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道家之所以没有湮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借助于道教的发展而得以延续，道教既然以道家思想作为理论支柱，因而必然包含着道家，老庄的著述既然被作为道教的经典，道教学者在进行注释时也必然发展了老庄之学。但不能否认道家对道教的影响更大一些。

　　老庄作为道家的圣人，给后世树立了智慧大师(老子)和艺术大师(庄子)的形象，具有高度的悟性相思维能力，以宁静淡泊为操守，冷淡世情，向往自得，其于外物，顺乎自然而已。

　　首先“儒学”、“儒家”、“儒教”概念我们要分清楚。儒学作为一种学说，儒家作为一个阶层，儒教作为一种信仰，三者需要区分开来。

　　“儒教以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名川、星辰、先祖、风雨雷电、湖海之祀”。为儒教的神祇。各种著名的人物，也都可以作为儒教的神祇。但必须得到国家的认可，纳入祀典。否则被认为是“淫祀”，即超出规定的祭祀。

　　以夏商周的五教和祭礼为本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诗书礼乐易春秋设教依照儒教的祭祀制度，只有天子可以祭天，祭天下的名山大川，祭祀所有的神祇。而诸侯不能祭天，只能祭祀处于自己境内的名山大川。普通百姓，能够祭祀的公神就更少，除了灶神，几乎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

　　儒教神话体系：

　　昊天上帝：又称皇天上帝、天帝、老天爷等。主宰宇宙万物的神，历代王朝及儒教的至高神，代表天或者等同于天。君王是昊天上帝之嫡长子，其权力出于神授，是秉承天意治理天下，故称天子。

　　五方上帝：东、南、西、北、中五方上帝，又称为五帝、五方天帝、五方天神等。

　　北极：天帝的另一象征，天帝居所。（后来被理学家反对摒弃）

　　北斗：北斗七星分别为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七星组成。

　　南斗：南斗六星分别为天府星、天梁星、天机星、天同星、天相星、七杀星。

　　七曜：日、月、岁星、荧惑星、镇星、太白星、辰星。

　　十二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它与二十八宿星座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二十八宿：黄道赤道附近二十八组星象(与道教四灵二十八宿基本相同)。

　　司中：司中古天神，与司命相对，与风师、雨师并列。而后神名被星相家用来命名星官。

　　司命：司命，神名。神话传说中掌管人生命的神。

　　风伯、雨师：风伯雨师中国神话中的风神和雨神

　　皇地祇：道教“后土皇地祇”与之相同。

　　地祇神，地祇就是属于地面上所有自然物的神化者，包含社稷神、五岳、城隍、四镇、四海、四渎，以及百物之神。人鬼，就是历史上的人物死后神化的，包括先祖、先师、功臣，以及其他历文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