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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勾践的佩剑为何写作“钺王鸠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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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世闻名的勾践自用剑,以其寒光四射与锋利无比,而让世人称道,值得注意的是剑身铭文:“钺王鸠浅”和“自乍用鐱”。即:越王勾践,自作用剑。

  “浅”是“践”的通假字,可问题是勾践为何要写作鸠践?

  这要从东方部族“鸠”鸟崇拜说起!

  下面我们一步步的来揭秘“鸠”鸟所隐含的文化密码。

  从“凤凰戴黻”的故事说起

  《山海经·海内西经》有一个一句话的故事:

  “开明北…凤皇、鸾鸟皆戴黻。”

  虽然简短不过我们可以运用已有的知识来推测那个隐藏的故事的涵义。

  既然“开明”指的是一个位于太阳西落之处的祖先和神灵们居住的世界,既然凤凰和鸾鸟都是太阳之鸟,既然“黻”是一个由“盾”、“戈”合成的字,那么,凤凰、鸾鸟所戴的黻(读“伐”),便应当指的是一种代表太阳的兵器,它的形状是干戈相交。

  这样的推测还可以继续深入,因为凤凰戴黻的故事并不是孤立的。把某种具有宗教涵义的装饰物戴在头上,这种习惯在古代屡见不鲜。

  例如《山海经》记有“西王母蓬发戴胜”的故事,《瑞应图》记有“凤首戴德”的故事,《河图》记有“颛顼首戴干戈”的故事,《白虎通》记有“颛顼戴午”的故事,《潜夫论》和《春秋元命苞》记有“帝喾戴干”的故事。

  根据这些记载及其古代注解,我们不难判断:

  戴黻、戴干、戴胜、戴午等等,是用兵器、法器形状的头饰来象征“德”、统治之力和政治秩序。

  例如《白虎通》说:

  “颛顼戴午,是谓清明发节移度,盖像招摇。”

  这就说明戴午是一种标志神权和王权的装饰。

  “午”是一种十字形的符号;古人说过,它是阴阳相交的象征。

  由此可知“黻”也是标志神权和王权的装饰,因为它同样是一种以十字形来表示阴阳相交的符号。

  “戴胜”与鸠

  如果回想一下之前文章说过的“鹰攫人首形象和“王亥”字形,那么,我们大概可以进一步了解到,上述头饰是有悠久传统的,它来源于把鸟作为王权标志的习惯。

  我查阅过资料,发现以上这种理解果然是不错的:“戴胜”本来就是鸟的名称。

  按照汉代人的解释,戴胜就是鸤鸠,也就是杜鹃鸟,又叫作“戴鵀”或“戴鳻”。

  在它头上长有一簇漂亮的羽毛,这簇羽毛就被人们叫作“胜”。

  戴胜鸟每年春天在桑树中鸣叫,像是催促人们布谷、纺织,所以它又称“布谷鸟”和“戴紝”。

  据说早在少昊氏(王亥)之时,东夷民族把鸠鸟名用作官名,雎鸠管的是法律,爽鸠管的是治安,鸤鸠则管工匠奴隶。

  “鸠”与“鸠民”

  为什么要把“鸠”任命为“鸠民”的官呢?

  这是因为古人认为鸠是鸷鸟。

  青铜器铭文中鸠鸟名称的形状和后来的鸠杖制度,都表明鸠是代表王权和管理能力的鸟。

  此外有趣的是,“鵀”、“任”、“胜”在古代是同音字,可以相互借用;“任”、“胜”、“德”则是同义词,都表示胜任、克服。

  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古神话中的“戴胜”、“戴德”、“戴任”等等,乃是用首戴法器、兵器的方式象征克而能治的能力。

  当人头上的兵器等物改换成玉制的装饰物的时候,才有了“玉胜”这个后起的名称。

  鸠与王权的象征

  如果追溯一下渊源,那么上述巫术符号都是来源于东方民族对鸷鸟和王权的崇拜的。

  这也就是“戴干”、“戴黻”形象的来源。

  不过有一点区别:戴干、戴黻更明确地强调了王权崇拜同太阳崇拜的关系。

  甲骨文中的“干”字写为戈、盾相合之形,可见它和“黻”是同义的:

  表示阴阳相交,即所谓“清明”;太阳是在西方实行阴阳相交的,因此黻和干还表示西方的太阳。戴干的古神(颛顼和帝喾)之所以都是太阳神,戴黻的神鸟(凤凰和鸾鸟)之所以都是太阳鸟,便是由于这一缘故。

  那么,在这些戴黻形象中,太阳因素同鸷鸟因素构成怎样的关系呢?

  可以说,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干”的本义是“干犯”,它有一种读音是“任”,所以被借用为“鳱”、“鴅”或“鹳”的名称,指“短尾,射之,衔矢射人”的鸠。

  这些鸟名为什么会和“干”字同音相假呢?

  看看它们的古文字字形就清楚了:

  在甲骨文和金文当中,它们恰好是戴干的形状;也就是说,戴干同时也是鸷鸟的标志。

  这一点说明:“戴干”、“戴黻”等等,乃是从鸷鸟崇拜和太阳崇拜当中产生的形象,是新的文明条件下的王权和统治之力的象征。

  鸠与鸮

  如果我们不满足于上述解释,那么,还可以看看良渚文化的“冠状饰”、玉踪,大汶口文化的“陶文”,以及仰韶文化的“令牌”等器物纹饰。

  这些文物代表了区别于山东龙山文化的另一个文化传统。

  它表明早在五千年以前,崇拜鹑鸠型鸟的民族已经把兵器和工具用为权力和地位的标志了。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因为它意味着凤凰戴黻形象有另一支来源。

  或者说,对于这一故事,我们可以作出更为深刻的理解。如果把这一理解用简单的话表达出来,那就是,凤凰戴黻形象是鹰鸮型鸟崇拜和鹑鸠型鸟崇拜相融合的产物。

  从鸟的形象类型的角度看,戴干(兵器)是鸱、鸮等东方鸷鸟的神性象征,戴壬(纺织用的机杼)、戴胜(鸟形器物)是鸠、鸿等南方鸷鸟的神性象征,戴黻(十字形器物)则是凤凰等具有文化融合意义的神鸟的特征。

  上述符号方式曾经经由两条路线的发展:

  在鹑鸠型鸟民族当中,首先产生的方式是以兵器或工具作为权力和地位象征,例如良渚文化的冠状饰和大汶口文化的陶文;在鹰鸮型鸟民族当中,首先产生的方式是人首戴鸷鸟,例如前文说到的玉鹰形象和王亥形象。

  当鸷鸟形象成为族团首领的徽识或氏国君王的徽识的时候,鸟戴干、戈的形象便应运而生了。

  句践与“鸠践”

  值得注意的是:

  代表越民族图腾的鸠,是戴干之鸟的一种典型形式。

  越王句践,其名又写作“鸠践”,例如《越王句践剑》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鐱”,这说明鸠是越民族的神鸟。

  但从《左传》记载的少昊氏以鸟名官的事迹看,以鸠为标志的民族也参加了由少昊挚主持的部落联盟。如果说少昊挚一名表示它是鸷鸟的化身(“挚”和“鸷”可通假),那么,在以鸠为标志的民族和以鹰鸮型鸟为标志的民族之间,便有过某种密切的联合。

  正是这一点,使得戴干形象成为东方两大鸟民族共有的符号。当不同的以鸟为标志的民族共同创造出凤凰这一神鸟的时候,便出现了比较抽象的头饰了,例如象征阴阳交合的黻、午。

  人们用戴黻、戴午形象中蕴含的太阳性格,表达了各自崇拜的神鸟的共同神性。

  鸠与辛

  当然,凤凰戴黻故事的意义还可以进一步推广。因为在古代神名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类似的符号,特别是“辛”这个符号。

  “辛”是一个具有相当高的抽象水平的文化符号。早在甲骨文时代,以“辛”为偏旁的字族,例如“睾(罪)”、“辜”、“辞”、“辩”、“辟”等字,便已经构成一个表示治罪、执法的法制符号系统。

  在古神话中,少昊挚和帝喾都曾被称作“高辛氏”,人们认为这是“有天下之号”,即国家的符号。

  神话又说“契始封商”。既然契就是少昊挚,那么,同样冠有“辛”形符号的“商”字,就应当和“高辛”具有相同的内涵——国家和帝王之号的内涵。

  这些情况意味着:“辛”字是在戴干、戴鵀、戴黻、戴胜等神话的基础上产生的符号,是同社会的充分组织化相对应的。

  事实上,“辛”所代表的,正是新的统一政权的种种神圣。

  就此而言,我们可以把那些用兵器、刑具或工具来表示神性或王权的符号统称为“戴辛”符号。

  古人认为“辛”字是代表金属、西方和秋天的。

  “辛”字的这些属性,恰好反映了戴干、戴鵀、戴黻、戴午等观念的总和。

  这就意味着,凤凰戴黻故事是古代东方民族的鸷鸟崇拜和戴辛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包含了国家、法制、金属使用等背景因素,因而是东方鸟文化进入一个新的文明时代的标志。

宋江的救命恩人安道全 为何梁山排名仅在第五十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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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上有五位好汉各有绝技,称为“五绝”,他们是戴宗的神行、花荣的神箭、张清的飞石、燕青的相扑术和安道全的医术,其中安道全的医术是救命的神医,医术精湛,有妙手回春之能,医治好很多人,他是宋江的救命恩人,但是宋江似乎并不重视这个梁山神医,把他排在了梁山第五十六位。他在梁山上是一个另类,大部分是杀人,只有他是救人为生的,依靠高超的医术,是梁山上称“神”的不多的人选。

安道全为金陵建康府人氏,出身医士,习学祖传的内外科医术,是一位医术高超的郎中,他曾在建康府开设医馆,平时靠行医为生,闲暇就是哄相好的,日子过得那是悠哉悠哉不亦乐乎。他的医术高明,擅长治疗各种疾病,包括发热、头痛、背部红肿疼痛等。有“神医”之称。

在《水浒传》中,梁山因久攻大名府不下,宋江身体酸疼,晁盖托梦告诉他江南地灵星可治。张顺前往江南请神医,经过九死一生找到了安道全,安道全却以拙妇亡过,家中别无亲人,不能远行为借口推脱。奈何安道全的相好李巧奴也不让安道全去梁山医治宋公明,并与杀人劫财的张旺混在一起。张顺恼怒,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杀了李巧奴,张顺割下李巧奴衣襟写下“杀人者,安道全也”后,逼安道全上了梁山。

宋江背部生出恶疮,已经威胁到生命。他身体出现了很多不适,包括发热、头痛、背部红肿疼痛等,甚至病情严重,神思昏迷、水米不进。在这个关键时刻,安道全出现了,安道全运用他的丰富医术,诊断宋江的病情,对症下药,运用了他高超的医术为宋江疗伤。安道全采用多种药物和治疗方式,注重医养结合,宋江的病情逐渐好转,他的健康状况也得到了改善。医治十日宋江的病患就痊愈。这也成为了《水浒传》中安道全的一次传奇经历。更是成为梁山大寨主的救命恩人

安道全的医术得到了宋江的认可,并被称赞为“神医”。同时,安道全的医术和治疗效果也在《水浒传》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的医术不仅帮助宋江恢复了健康,还帮助张顺母亲看好了病,而且在《说岳全传》中也有他的身影,为赵构调治身体。因此,安道全在水浒传中的角色被广泛认可,并被认为是一位优秀的大夫。

张清在攻打辽国时被敌方大将天山勇射中咽喉,导致生命垂危。安道全用其高超的医术将他救回。安道全因此被尊称为“医仙”。安道全以其医术高超,在梁山上救助了许多病患。他是一位擅长处理毒疮、斑点等问题的医生,通过诊断和治疗,他为梁山上的士兵们解决了许多健康问题。因此,安道全在梁山上的角色不仅仅是一名医者,更是一位救助病人,保障梁山军队健康的重要人物。

神医安道全在美容方面也很有建树,为宋江消去了金印,使他的脸上不再有被朝廷刺配的标记。金印是一种古老的刑罚,用于烙印在囚犯或罪犯的脸上,记录他们的罪行和流放地。在宋代,金印往往是由官方刻印而成的,以彰显罪犯的身份和惩罚的力度。宋江作为梁山泊的领导者,在历经苦难后,得到了安道全的帮助,恢复了容貌。宋江才有机会去东京找李师师寻求招安。安道全的美容术也为招安出力了。

在梁山,安道全虽然医术高明,堪称水浒第一名医,但却并没有被特殊对待,别说排进天罡系列,在地煞也排在后半部分的56位。这是因为梁山这个平台并不重注技术创新,像安道全、凌振这样的奇才看做是辅助人员,是为武艺服务的,其次梁山更注重的是兄弟之情和为国为民的使命感。安道全与李巧奴的交往是不符合梁山忠义的价值观的,所以安道全即使有悬壶济世的能力加上宋江的救命恩人的身份,仍然不能被重视,只能屈居地煞后列。

由于技术人才不被重视,南征方腊前,公孙胜以回家看母亲为名离开梁山军队,在朝廷的安排下,皇甫端、金大坚、萧让、乐和四人先后脱离梁山系统,走向各自新的生活。皇甫端脱离梁山后,被封为御马监太使,掌管马匹饲养和训练。金大坚脱离梁山后,被封为殿前御用雕刻家,在宫廷中承担着重要的工作,继续精进他的石刻技艺。萧让则成为了蔡京的门馆先生,在书案前运筹帷幄。乐和受到王都尉的赏识,留在府内听用。他们成功地摆脱了过去在梁山的危险。

在征讨方腊时,因宋徽宗生病,朝廷就特意的把神医安道全从征讨方腊的战场上调回京城给皇帝看病,避免了一场腥风血雨,同时也导致梁山好汉在战场上遭受了严重的伤亡,因为缺乏像安道全这样的良医救治。金枪手徐宁中毒箭而死;六位好汉感染瘟疫而死;林冲得风瘫而死;杨雄生背疮而死;时迁患绞肠痧而死;李立、汤隆、蔡福大战中受伤,不治而死。如果安道全当时身处军中,不敢说这些人物安道全都能救活,至少林冲、杨雄是没问题的,六位感染瘟疫的也是可以救活的,因为有一位患者自己康复了。由此可见在征伐辽国、田虎、王庆之时,108将英雄好汉里为何没有一人因为生病而病故的,全赖于安道全的医疗保障。

在梁山大军平定方腊回京受封之后,安道全被封为太医院的金紫医官,更是名副其实的御医,体现了他的医术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中国古代天子的十二章纹指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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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代有一个传说,只要成为帝王,便会得到十二种神秘的自然力量,辅佐他成为至善至美至上的明君。后来,代表这十二种力量的图案,就被印在了帝王的衣服上,以“象其德也”,这些图案便是十二章纹。

 

  十二章纹是什么

 

  在出土的实物中,明定陵神宗皇帝朱翎钧的龙袍是最早的、带有“十二章纹”的实物。

 

▲神宗皇帝朱翎钧

 

  这件“缂丝十二章纹衮服”出土时,衮服上带有绢制标签,上写“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衮服”等字样。由此可知该衮服的确切年代为公元1617年。

 

  在这件衮服上,龙纹最突出,共有十二团龙,分别织于两肩和前后襟上。另外,两肩织日、月,背织星辰、山,两袖饰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等六种纹饰分别列于前后襟团龙两侧,共列十二章纹。

 

  明代洪武十六年明文规定了章服之制,皇帝衮冕“玄衣黄裳,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章织于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绣于裳”。

 

  此衮服与明制符合,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文物。衮服开棺后迅速氧化,出土时面料已呈深驼色,各色图案均有破损,但仍可见其概貌。

 

▲博物馆复制出的明定陵十二章纹衮服

 

  十二章纹具体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种图案,各有不同的寓意。

 

▲十二章纹图案

 

  宋代的聂学义在《三礼图》中结合《周礼?春官?司服》的说法,总结了十二章纹的含义。下面就以定陵博物馆出土的“明神宗缂丝十二章纹衮服”一比一复原品为例,详细解说十二章纹的含义。

 

  【华虫】

 

  华虫,即锦鸡,“取其文理”(文采),象征王者要文采昭著。

 

  【粉米】

 

  粉米,即白米,取其“养人”(滋养),象征帝王给养着人民。

 

  【藻】

 

  藻,取其洁净,象征帝王品行高洁。

 

  【黻】

 

  黻,是两个相背的“己”字,取其“背恶向善”(明辨),代表帝王明辨是非。

 

  【火】

 

  火,取其光明,象征帝王光明磊落。

 

  【宗彝】

 

  宗彝,取其忠孝,象征帝王忠、孝的美德。

 

  【山】

 

  山,“取其人所仰”(稳定),代表帝王的稳重。

 

  【日、月、星辰】

 

  日、月、星辰,“取其明也”(照临),代表皇权照临四方。

 

  【龙】

 

  龙,“取其能变化”(应变),象征帝王们善于审时度势。

 

  【黼】

 

  黼,即斧头,取其“割断”(果断),象征帝王干练果敢。

 

  十二章纹,来源于天地自然,是自然物的美学提炼。将自然物的美好寓意赋予帝王,使帝王成为了天地间至善至美至大的化身。

 

  十二章纹的演变

 

  西周时产生十二种纹饰:

 

  十二章纹最早产生于西周时代,《尚书·益稷》:“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这段记载只说明了周代有这些服装纹饰流行,并没有指明十二章纹是周代天子的礼服纹饰。

 

  东汉时确立为帝王专属:

 

  从历史材料可见,章服制度真正确立是在东汉。十二章纹确立为重大的礼仪用纹饰,明确可查的是在东汉永平年间。

 

  永平二年(公元59年),孝明皇帝诏有司博采、《礼记》、《尚书》等史籍,制定了详细的祭祀服饰及朝服制度,确定了汉代的服饰礼仪制度。

 

  朝廷规定:“天子、三公、九卿……祀天地明堂,皆……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以下)九章,九卿用华虫(以下)七章,皆备五采……”(《逗蠛菏·舆服下》)。即不同的身份地位,能用的章纹数量也不一样。

 

  自此以后,十二章纹被历代帝王相继仿用。

 

  隋代确立了每个章纹在龙袍上的固定位置:

 

  十二章纹作为帝王专属纹饰的完全确立,是在隋大业元年。

 

  隋炀帝诏定了章服之制,并规定了十二章纹在皇帝“衮冕”上的具体位置:“于左右髆上为日月各一,当后领下而为星辰,又山龙九物,各重行十二,……衣质以玄,如山、龙、华虫、火、宗彝等,并织成为五物:裳质以纁,加藻、粉米、黼、黻之四。衣裳通数,此为九章,兼上三辰(指日、月、星),而备十二也。”

 

  将日、月分列两肩,星辰列于后背,从此“肩挑日月,背负星辰”就成为历代皇帝冕服的既定款式。至于皇太子、侯伯、子男、孤卿、诸侯,则分别为九章、七章、五章、三章(《隋书·礼仪七》)。

 

  明代维持了十二章纹的规制:

 

  从明代弘治皇帝衮服上的十二章纹,就能看得出来。

 

▲前裳部分的十二章纹

 

  清代,十二章纹地位下降:

 

  到清代,十二章纹渐失其主要地位,演变为多种装饰图案中的一种,要仔细观察才能发现其位置。

 

  十二章纹的落幕:

 

  十二章纹最后作为皇帝正统出现是什么时间呢?是洪宪元年。袁世凯老爷子穿着有十二章纹的袍子最后体验了一把帝制。从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到袁老爷子胸前的十二章纹。

 

  十二章纹伴随中华帝制走过了兴盛与衰落,如今已经归于沉寂。它从历史中来,要想了解它,也需投身到历史的洪流中去。

浅谈中国古代的廉政制度:考核官员的“四格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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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员考核是中国古代职官制度和廉政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汉代有“考课”和“上计”,唐代对官员一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随着古代政治文明的进步,历代官员考核制度在继承前代基础上不断完善。

  明清时期,采取京察、大计制度来考核官员,《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记载“考群吏之治,京官曰京察,外官曰大计”,京察、大计以四格和官员实际工作情况确定考核等次,京察、大计凡入于“六法”的官员要受惩处,这种考核制度称为“四格六法”。

  京察:四格定等次

  京察,主要针对四品以上京官。明代京察初定三年一考,后改为十年一考,弘治年间规定六年一考。清承明制,在官员考核制度上继承了明代成例又有所发展,雍正朝定例为三年一考,此后相沿。清代的内阁、部院衙门各官,宗人府、内务府及礼、乐、医等官均在京察之列,此外地方督抚、盛京五部官员也要通过京察来考核。

吏部之陵寝及盛京各衙门笔帖式京察册

  京察的考核方式由“堂官察其属之职而注考焉”,即由本部门长官对下属进行考核。京察考核等次分三等:“一等曰称职,二等曰勤职,三等曰供职”,评判官员的等次则依据“四格”,即:守、才、政、年。“守”指官员的廉洁操守,有清、廉、谨、慎、平;“才”指官员的才干能力,有长、优、裕、练、明、称、平、中;“政”指官员的政务履职,有勤、优、敏、练、平、中;“年”指官员的年岁,有青、壮、健三种。

  具体考核标准如下:

  守、才、政、年这四项指标在不同时期的顺序是不同的,根据清代五部会典,其顺序变化如下:

  京察中列入称职、勤职、供职三等的官员可以照常供职;三等以外的称为京察四等或应去官员,要视情况受处分。

  除了采用四格确定等次,京察还会根据部分官员的实际工作内容来确定专业考核科目,这种考核办法被称为“无格”。如太常寺所属各坛庙的奉祀等官,要考核其礼仪是否娴熟、行走是否敬谨;鸣赞等官则考核其举止是否安详、音节是否洪畅等。钦天监官考核其数学是否精研。太医院官则考核其是否通晓医理。考核后同样以称职、勤职、供职定一二三等。日常政绩也被作为考课时的客观标准,如内务府都虞司、会计司等处笔帖式,有平日记功、记过之例,“俟京察、军政拣选时,视其有无记过,分别优劣”。

古画中的钦天监观象台

  京察时,被考核官员的主管部门需要填写该员四格和相应的等次考语,并将其上交吏部核查,如有错漏吏部将责令相关部门进行更正并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罚。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京察,吏部核查发现:西城兵马司吏目许宣猷系三等四格而考语误填勤职;国子监助教方绪系二等四格而考语误填称职;顺天府司狱王信臣、教授张槐、中书科笔帖式富伦布、恒德均系二等四格而考语误填供职,翰林院检讨刘锡五系二等四格但未填注考语。吏部一面发回令其改正,一面对承办考核的翰林院侍讲蔡廷衡、都察院都事图敏、钦天监五官正兼办助教事务伯启、中书科中书巴本泰、顺天府照磨陈右谦均进行议处,最终以上诸人均按照违令公罪例罚俸9个月。

  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阿桂为遵议翰林院侍讲蔡廷衡等填注考语遗漏错误处分事题本(局部)

大计:考核重实绩

  大计,被考核群体为地方官员,三年一次,由“藩臬道府县递察其属之职”,即地方主官对下属考核之制度。顺治、康熙时期规定大计等次分为卓异、供职两等;雍正朝对大计等次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划分,第一等仍为卓异,将第二等供职官细分为平等官一、二、三等。

乾隆十六年直隶等五省大计平等官员数目表

  等次被评定为卓异的官员,则需“按其事而书于册”,即记录具体政绩,如无加派税收、无滥用刑法、无盗案发生、无仓库亏空、地方治理有起色等。被评为供职等次的,“皆注考而咨焉,不入举核”,知县以上各官钱粮、仓库方面要注其收管无亏空,居官方面要注其守、才、政、年。

  相比京官考察,地方官员考察除了考察其守、才、政、年四格外,更加注重考察其实际工作情况和取得的工作成绩,将地方官员在钱粮、赋税、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政绩视作官员治理一方能力的体现。被评定为卓异的官员还会被皇帝召见,获得晋升或是赏赐,如乾隆十九年六月,江西卓异官安仁县知县梅长遇在被召见后,不仅“回任候升”,更被赏赐妆縀领袖补縀朝衣一件以示嘉奖。

  大学士兼管礼部事务陈世倌为赏赐江西安仁县卓异知县梅长遇事题本(局部)

六法:处分有制度

  京察不入三等、大计未达到供职等次的官员有犯“六法”者,要受到革职、降级调用、勒令休致等严厉处分。

  六法最初为八法,即:贪、酷、罢软无为、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乾隆四年,将八法中“贪”“酷”二法改为特参,六法之制至此成型。其处分原则是:“不谨、疲(罢)软无为者,革职;浮躁者,降三级调用;才力不及者,降二级调用;年老、有疾者,休致。”

  为确保制度执行严谨,被参处的京官及知县、州同以上外官,均由吏部带领引见,经皇帝亲自确认后才会处分。若发现参处不实,负责考核的官员要被降级,故意捏造事实、构陷报复者还要被革职。

  如乾隆十三年,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参处福建“有干六法官”13名,包括:不谨官4人、罢软官2人、年老官2人、有疾官1人、才力不及官1人、浮躁官3人,题本中详细开列其姓名、官职和劣迹。

  清代闽浙总督府老照片

  举例如下:

  不谨官:建宁府政和县知县陈畴九劣迹:本官性情偏僻,听断错误,不能约束胥役,在外需扰累民。

  罢软官:延平府尤溪县知县郑其偀劣迹:本官才具庸懦,性复懒惰,地方事务毫无整理。

  年老官:汀州府同知徐林劣迹:本官年力已衰,精神耗惰,督缉征粮难以料理。

  有疾官:福宁府学教授聂奕隆劣迹:本官年衰重听不能训士。

  才力不及官:汀州府归化县知县王道劣迹:本官才识钝拙,不谙吏治,难司民牧。

  浮躁官:汀州府永定县学教谕萧大捷劣迹:本官性习轻躁,行动乖张,难以司铎。

  清代的京察和大计是对官员队伍进行考核监督的重要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荐举贤能、裁汰庸劣、澄清吏治的作用,但在实际执行中受限于制度本身的局限和皇帝、官员的态度,也存在着举劾不公、举劾失衡的情况。

黄帝纪元公元前2697年到底是怎么推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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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历书》云:“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馀,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

  那么,黄帝纪元公元前2697年是怎么推算出来的?

  《汉书●律历志●世经》云:“秦昭王之五十一年也,秦始灭周。周凡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岁”。

  《帝王世纪》云:“周:自克殷至秦灭周之岁,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

  《史记●周本纪》慎靓王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王赧时东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

  五十九年,秦取韩阳城负黍,西周恐,倍秦,与诸侯约从,将天下锐师出伊阙攻秦,令秦无得通阳城。秦昭王怒,使将军摎攻西周。西周君饹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秦受其献,归其君於周。

  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亡。秦取九鼎宝器,而迁西周公於{单心}狐。後七岁,秦庄襄王灭东周。东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

  解读:史书上的东周,在周赧王时期,东周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公元前256年,只是王赧的西周灭亡。后七年,秦庄襄王即赢异人灭东周,即公元前250年,周朝才真正亡国。

  所以,周朝:前1116年-前250年。

  《汉书●律历志●世经》云:“凡殷世继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岁”。

  《帝王世纪》云:“商:商之飨田也,三十一王。是见居位者实三十王,而言三十一王者,兼数太子丁也。自汤传位至纣,凡六百二十九年”。

  所以,商朝:前1745年–前1117年。

  《汉书●律历志●世经》云:“伯禹《帝系》曰:颛顼五世而生鲧,鲧生禹,虞舜嬗以天下。土生金,故为金德。天下号曰夏后氏。继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岁”

  《帝王世纪》云:“夏:自禹至桀,并数有穷,凡十九王,合四百三十二年”。

  《竹书纪年》云:“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

  采用《竹书纪年》的数据,所以,夏朝:前2216年-前1746年。

  《史记●五帝本纪》云:“三年丧毕,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後禹践天子位。尧子丹硃,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

  《史记●夏本纪》云:“帝舜荐禹於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於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

  精细化逻辑推理:

  《礼记·三年问》云:“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

  帝舜崩后,当年治丧,第二年、第三年服丧,沉浸在悲痛之中,二十五个月之后,即第三年剩余的时间,帝禹自然要谦让一番,就像当初帝舜谦让帝尧的儿子一样,但是,诸侯都背弃商均而朝拜帝禹,

  所以,第四年即公元前2183年,帝禹遂即天子位,国号曰夏后,这才是真正的帝禹元年,夏朝国祚的起始年。

  公元前2216年,夏朝元年。

  前2217年,为帝舜服丧的第三年。

  前2218年,为帝舜服丧的第二年。

  前2219年,帝舜崩,服丧第一年。

  公元前2217年,公元前2218年,这两年,商均虽没有正式登基,然名义上,父死子继,属于商均。

  当然,《孟子》云:“舜荐禹於天子,十有七年”。也就是说,事实上属于帝禹的在位年数。

  然而,无论怎么算,都不是夏朝的国祚。三年丧毕[公元前2216年],帝禹即天子位,这才是夏朝的开始。

  运用数学思维严密解构帝尧、帝舜在位年数:

  《尚书●舜典》云:“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

  显而易见,帝舜在位五十年,司马迁、班固、皇甫谧都是这样的答案。

  可以先确定下来:

  公元前2219年,帝舜崩。

  公元前2268年,帝舜在位。

  最关键的是“征庸三十”,这个四字句,解读五花八门,思想没有统一。

  为求正确答案,且看《尚书正义》:[内容有点多,可直接看本人推论]

  舜生三十徵庸,言其始见试用。三十在位,历试二年,摄位二十八年。

  [疏]传“历试”至“八年”○正义曰:上云:“乃言厎可绩,三载”,则历试当三年。云“二年”者,其一即是徵用之年,已在上句三十之数,故惟有二年耳。受终居摄,尚在臣位,故历试并为三十。“在位”谓在臣位也。

  五十载陟方乃死。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苍梧之野而葬焉。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丧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数,为天子五十年,凡寿百一十二岁。

  [疏]传“方道”至“十二岁”○正义曰:《论语》云:“可谓仁之方也已。”孔注亦以“方”为道,常训也。“舜即位五十年”,从格於文祖之后数之。“升道”谓乘道而行也。天子之行必是巡其所守之国,故通以“巡守”为名,未必以仲夏之月巡守南岳也。《檀弓》云“舜葬苍梧之野”,是舜死苍梧之野因而葬焉。孔以“月正元日”在“三载”、“遏密”之下,

  又《孟子》云,舜服尧三年丧毕,避尧之子,故“服丧三年”。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其一年即在三十在位之数,惟有二年。是舜年六十二,为天子五十年,是舜“凡寿百一十二岁”也。

  《大禹谟》云“帝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乃求禅禹。

  《孟子》云:“舜荐禹於天子,十有七年”。是在位五十年,其文明矣。

  郑玄读此经云:“‘舜生三十’,谓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谓历试二十年。‘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谓摄位至死为五十年。舜年一百岁也”。

  《史记》云:“舜年三十尧举用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而践天子位,三十九年崩。”

  皆谬耳。

  ———————————

  也就是说:上述人等的解读都是错误的;的确也不符合数学逻辑。

  案《尧典》求禅之年即得舜而试之,求禅试舜共在一年也。更得二年,即为历试三年,故下传云“历试二年”。与摄位二十八年,合得为“三十在位”。

  故王肃云:“徵用三载,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馀二载,与摄位二十八年凡三十岁也。”

  解读:尧在位第70年的当年,征用虞舜,使用期三年,即71、72、73,第74年的“正月上日,[虞舜]受终于文祖”,即帝尧正式辟位。帝尧辟位28年崩,所以说,虞舜辅佐帝尧30年[2+28=30],

  然而,《孟子》的解读,又太过分裂,服丧的两年居然前后不靠,丧毕即真才算帝舜在位元年,一直到在位五十年崩,如此计算:30+(2+28)+2+50=112,即帝舜112岁。

  运用现代集合理论解释,问题就非常清楚:

帝舜生平概要

  集合C={28载}”是集合B={征庸三十}与集合D={在位五十载}的交集。

  帝尧独立行政72年[70+2],帝尧、帝舜共同行政28年,帝舜独立行政22年。合计122年。

  为了看得清楚明白,列表如下:

  公元前2219年[壬戌],帝舜崩,

  公元前2238年[癸卯],帝舜即真。

  公元前2239年[壬寅],服丧第三年

  公元前2240年[辛丑],服丧第二年

  公元前2241年[庚子],帝尧崩,治丧、服丧第一年。

  公元前2268年[癸酉],帝尧辟位,帝舜代行天子事。

  公元前2269年[壬申],虞舜使用期第三年。

  公元前2270年[辛未],虞舜使用期第二年。

  公元前2271年[庚午],帝尧在位70年,征虞舜,使用期第一年。

  公元前2340年[辛酉],帝尧即天子位。

  《帝王世纪》云:挚在位九年.政软弱.而唐侯德盛.诸侯归之.挚服其义.乃率其群臣造唐朝.而致禅因委.至心愿为臣.唐侯于是知有天命.乃受帝禅.而封挚于高辛氏.事不经见.汉故议郎东海卫宏所传云尔.

  纪年换算:

  公元前2341年[庚申],帝挚禅位,次年,唐侯(唐尧)即天子位。

  公元前2349年[壬子],帝挚即天子位。

  《帝王世纪》云:帝喾氏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岁而崩.葬东郡顿丘.广阳里.

  纪年换算:

  公元前2350年[辛亥],帝喾崩。

  公元前2419年[壬寅],帝喾即天子位。

  《帝王世纪》云:颛顼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一岁.岁在鹑火而崩.葬东郡顿丘.广阳里.

  纪年换算:

  公元前2420年[辛丑],帝颛顼崩,岁在鹑火。

  公元前2497年[甲申],帝颛顼即天子位。

  《帝王世纪》云:少昊帝.名挚.字青阳.姬姓也.母日女节.黄帝时.有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梦接意感.生少昊.是为玄嚣.降居江水.有圣德.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谓之穷桑帝.以金承土帝.图谶所谓白帝朱宣者也.故称少昊.号金天氏.在位百年而崩.

  纪年换算:

  公元前2498年[癸未],青阳崩。

  公元前2597年[甲辰],青阳即天子位。

  《帝王世纪》皇甫谧云: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岁。

  纪年换算:

  公元前2598年[癸卯],黄帝驾崩。

  公元前2697年[甲子],黄帝登天子位,是为黄帝纪元之开元元年。

  从公元前2697年到公元前250年,2448年帝王年表的时间轴无空缺完美衔接。所有数据额皆有史书典籍为依据,并非凭空杜撰。

说说流放宁古塔到底有多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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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放宁古塔、永世不得入关”,在清宫剧中,我们经常能听到皇帝对犯人说这句话。古装剧《甄嬛传》中,甄嬛的父亲甄远道因被人告发私藏叛党钱明世的诗集,被雍正一怒之下,发往宁古塔。

  临行前,雍正顾念与甄嬛曾经的恩爱之情,还“赏”给了老丈人一个恩典:

  “甄远道夫妻年事已高,朕会从轻发落,甄远道及其眷属流放宁古塔,不必给披甲人为奴,只住在那里就行了,也算是朕顾念他的辛苦。”

  但,“流放宁古塔”真的是“从轻发落”吗?为什么有的犯人宁愿死,也不愿到宁古塔去?宁古塔到底可怕在哪儿?“不必给披甲人为奴”算是一项恩典吗?

  接下来,咱们就一一解答这些问题。

  01、宁古塔是一个什么地方?

  很多人按字面意思理解,误以为“宁古塔”是一个塔名,或这个地方有塔,其实“宁古塔”跟塔一点关系也没有,它只是个音译名,在满语中代表“六个”的意思。

  相传,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曾祖父福满有六个儿子曾在此地生活,渐渐地,满人就将此地称为“宁古塔贝勒”,简称“宁古塔”。

  宁古塔在今天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长汀镇古城村,现在,我们有便利的交通工具和充足的物资储备,无论何时、无论到哪个地方,都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可对生活在明清时期的人们来说,地处边陲又终年寒冷的宁古塔,简直就是一片永不会涉足的蛮荒之地。

  明朝进士王家祯曾在《研堂见闻杂录》一书中说:

  “宁古塔,在辽东极北,去京七、八千里。其地重冰积雪,非复世界,中国人亦无至其地者。”

  在王家祯的笔下,宁古塔至少有三个让人过目不忘的特点:一是远,二是冷,三是人少。

  这么一个常年冰雪皑皑、人迹罕至的地方,朝廷为什么会把犯人流放到此地呢?

  自隋唐以来,流刑就与死刑、徒刑、杖刑、笞刑一起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刑罚体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五刑”。

  在统治者眼中,流放是一个相对仁慈的惩罚措施,所谓“不忍刑杀,流之远方”,但为了起到“惩戒”的作用,统治者们往往别出心裁,在流放地上大做文章。

  清朝之前,我国主要有四大流放地,分别是海南、岭南、房县、丰州,到了满清,又增加了宁古塔和伊犁,这些地方要么远离故土、地处边陲,要么烟瘴丛生、终年苦寒。

  满清统治者之所以将犯人流放到宁古塔,除了惩戒作用外,还因为东北作为满人的“龙兴之地”,一直不许外人进入,导致当地人口锐减,生活条件也非常落后,大量流放人员特别是一些有才干的犯人的到来,一方面可以充实宁古塔的人口,另一方面也可以开发当地的经济,巩固边疆。

  将犯人流放到宁古塔,对皇帝来说,可以一举多得,但对犯人来说,就是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了。

  02、哪些人会被流放到宁古塔?

  由于宁古塔遍布沼泽、丛林,又常年处于冰封之中,所以,普通人几乎不会主动到宁古塔去,只有身犯重罪或被重大案件牵连的人,才会被流放到宁古塔。

  比如,康熙年间,令朝野上下轰动的戴名世《南山集》案、方孝标《滇黔纪闻》案,因涉案人数较多,康熙帝不忍大开杀戒,只处决了首犯戴名世一人,方孝标因已去世,不予追究,便将其子及家人一起流放到了宁古塔。

  根据《清史稿》等史籍的记载,流放到宁古塔的,不仅有男犯人、女犯人,还有老人和小孩,不仅有名门望族,还有穷苦百姓,几乎涵盖各色人等。

  被流放到宁古塔的“名人”里,有抗清名将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文学家金圣叹的妻子、思想家吕留良的孙子、江南才子吴兆骞、顺治帝的宠臣一等子爵许尔安等等。

  他们被流放的罪名多种多样,上述方孝标、吕留良、金圣叹的家属因被文字狱牵连被流放,江南才子吴兆骞因科场舞弊案被流放,许尔安因为多尔衮求情被流放。

  除此之外,《大清律例》还规定,只打劫一家且供出同伙的强盗、盗掘两次以上的盗墓贼,都要被流放宁古塔。

  作为比死刑次一等的惩罚,很多犯人却“宁上黄泉路,不下宁古塔”,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3、流放宁古塔到底可怕在哪儿?

  清代地理学者方拱干曾在《绝域纪略》一书中说:“人说黄泉路,若到了宁古塔,便有十个黄泉也不怕了!”

  流放宁古塔的可怕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生存环境恶劣。

  宁古塔的生存环境恶劣到哪种程度呢?江南才子吴兆骞被发配到宁古塔后,曾在给父母的信中这样写道:

  “宁古寒苦天下所无,自春初到四月中旬,大风如雷鸣电激咫尺皆迷,五月至七月阴雨接连,八月中旬即下大雪,雪才到地即成坚冰,九月初河水尽冻,一望千里皆茫茫白雪。”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吴兆骞被流放到宁古塔的第一年,差点被当地恶劣的气候折磨死,一年到头,大风,雷电、雨雪、霜冻不断,再加上清朝本身处于历史上的“小冰河时期”,气温最低时能达到-50℃。

  我们今天有各种保暖设备,尚且无法忍受这么低的温度,何况300多年前,那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还要外出劳作的犯人?

  第二、流放之路危险重重。

  《大清律例》规定,流放3000里以上的地方,犯人必须在两个月内到达流放地,也就是说,犯人每天至少要徒步行进50里路。

  当时,从北京到宁古塔的距离大约是3000-4000里,如果犯人从南方出发,每天行进的路程会更多,然而,这对犯人来说,还只是第一道考验。

  流放的犯人,可不是仅仅按里程走路那么简单,他们在流放的途中,还要根据所犯的罪名,佩戴不同的刑具,一般是脚镣或栲枷,而轻一些的木枷也在25斤左右。如果遇上刮风下雨等恶劣天气,犯人负重赶路的难度会更大。

  这样的行程,很多身强力壮的男犯人都吃不消,对裹着一双小脚的女犯人来说,更是如坠地狱。更雪上加霜的是,超负荷赶路的流放犯人,压根就吃不饱。

  按照律例规定,成年犯人的每日食量为8两,15岁以下的犯人食量减半,这种饭量对一个正常人来说,也只是勉强维持温饱,更别提对需要高强度走路的流放犯人了。

  除了负重、寒冷和饥饿,流放的犯人还可能会遇到虎狼等野兽。清朝时,黑龙江一带尚未开发,到处都是原始森林,不仅蚊虫众多,还会有野兽出没。

  流放的犯人,一旦遭遇野兽,由于行动不便,几乎没有自救的能力,只能听天由命,成为野兽口中的美餐。

  而在遥远的流放途中,比野兽更可怕的,就是负责押送犯人的兵丁。这些兵丁肩负的最重要任务就是不能让犯人逃跑,如果犯人中途逃跑,等待他们的,要么是杖刑,要么是流刑。

  基于此,负责押送的兵丁是绝对不会对犯人“手下留情”的,如果犯人家里有人出钱打点,流放犯人或许会过得轻松点,但如果犯人全家都获了罪,等待犯人的,将是生不如死的流放之路。

  有数据统计,流放到宁古塔的犯人,只有30%能活着到达目的地,至于那70%到底是怎么死的,是真的被野兽所伤?还是被兵丁凌辱和虐待致死?是病死、自杀还是他杀?没人能说得清,当然,也没有人真的追究。

  那有幸活着到达宁古塔的犯人,是不是就苦尽甘来了?不,迎接他们的,可能是更加深重的灾难。

  第三,给披甲人为奴。

  清朝实行八旗制,按照地位的高低,旗人又分为“阿哈、披甲人、旗丁”三类。

  其中,“阿哈”是奴隶,多由汉人或朝鲜人组成;“旗丁”是女真人;而“披甲人”介于二者之间,他们多是投降的军人,由于要世代戍卫边疆,所以,地位高于奴隶,但低于女真人。

  作为对披甲人的“奖励”,朝廷会将一部分流放的犯人交给披甲人任意处置,什么叫“任意处置”呢?

  对男犯人,披甲人可以随便打骂、随意差遣,对女犯人,披甲人可以随时凌辱,不管对方曾经的身份和年龄几何。

  即便披甲人将犯人折磨死了,他们也是无罪的,因为《大清律例》明确规定:“为奴之妻子,一并给予原赏之人为奴……凡属免死发遣之犯,伊主便置死,不必治罪”。

  吴兆骞就曾亲眼目睹过宁古塔的“流人之苦”:

  “至若官庄之苦,则更有难言者。

  每一庄共10人,一个做庄头,9个做庄丁,一年四季,无一闲日。一到种田之日,既要亲身下田,五更而起,黄昏而散。每个人名下要粮十二石、草三百束、猪一百斤、炭一百斤、芦一百束。至若打围,则随行赶虎狼獐鹿。凡家所有,悉作官物,衙门有公费,皆来官庄上取办,官庄人皆骨瘦如柴总之,一年到头,不是种田,即是打围、烧炭,并无半刻空闲之日”。

  犯人们不仅穿衣少穿,还要在披甲人的监视和打骂下,不停劳作,一年到头,也没有空闲的时候,这种苦楚,对那些曾经养尊处优的官员和富绅犯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这么一看,《甄嬛传》中,雍正特许甄远道“不必给披甲人为奴”,确实是一道难得的恩典。

  比起身体上的困苦,那些携带妻女一起流放的犯人,还要遭受精神上的加倍折磨。

  由于宁古塔当地人口稀少,女性更是成了稀有资源,披甲人、上层官兵侵犯流放犯人家眷妻女的例子屡见不鲜。

  为了保住妻女的名节,有些流放犯人宁愿在上路前,逼妻女自杀,也不愿看到她们受辱。

  由于流放宁古塔,“易致人毙命”,所以,自顺治十二年起,就不断有大臣向皇帝上疏,请求修改流放地。

  直到康熙后期,流放犯人的处境才得到改善,流放地也改为了新疆伊犁。在大清灭亡的前两年,也就是1910年,《大清新刑律》颁布,流放制度才得以正式废除。

  综上所述,300多年前,对流放的犯人来说,宁古塔,是一个比黄泉还要可怕的地方。但凡事总有例外,对两种犯人来说,宁古塔,反而是其功成名就的福地。

  一种是像吴兆谦这样的读书人,宁古塔虽地处边陲,但宁古塔将军非常爱好汉文化,不仅邀请吴兆谦当了幕僚,还允许他在当地办学招生。所以,在习惯了宁古塔的严寒后,吴兆谦的日子过得相当滋润。

  另外一种是像杨越这样的手艺人,杨越是绍兴人,最擅长做各种美食,在流放到宁古塔后,杨越和妻子开了一家小吃店,没想到大受欢迎,杨越也因此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不过,这些都是极少数的幸运儿,但通过他们的经历,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道理:人有一技之长,就可走遍四方,看起来这句话,古今通用啊。

秦朝:第一统一全国的朝代 秦朝历史 秦朝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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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朝,第一统一全国的朝代,前后相传38王,延续698余年,后为汉朝刘邦所灭,第一个建立郡县制,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的朝代。

  先秦时期

  秦国的开创者秦非子,西周犬丘人,嬴姓,是上古部族首领颛顼的后裔,商朝重臣恶来的五世孙,因其先祖伯益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又帮助舜帝驯服鸟兽有功,被赐为嬴姓。伯益的后裔造父,因平乱有公,被赐封在赵城,造父便以封地为氏称赵氏,即为嬴姓赵氏。到了周孝王时期,非子因养马有功,被周孝王封在秦地,非子便以封地为氏,号称秦嬴,成为了秦国的始封君。秦人此后世代为周王室养马,并且在戍边对抗西戎。

  秦仲时,开始代周讨伐西戎

  此时的秦国,只是一个不足五十里的“附庸”国。非子死后,由于秦国的土地实在是太小了,他的儿子秦侯和孙子秦公伯都没能有什么大的作为,一共只在位了十二年。等到秦国的第四任国君秦仲继位的时候,西周因为周厉王的残暴无道,招致诸候和百姓反叛,被迫逃亡到彘地,致使西戎趁机入侵,秦国第四任国君秦仲虽全力抵抗,但仍不敌。周宣王登基后,便任命秦仲为大夫,率军,再次讨代西戎,秦仲却在与西戎的交战中,战败阵亡。秦仲的儿子秦庄公即位。

  秦庄公时,封为大夫击败西戎

  公元前八百二十一年,秦庄公为了替父报仇,向周宣王请兵讨伐西戎,便给了他七千兵马。秦庄公领着福、禄、寿、康四个兄弟,夜袭猃狁老巢,击败了西戎。战后,周宣王将秦庄公封为了西陲大夫,并将犬丘的土地赐给了秦国。

  秦襄公时,被封为诸侯

  秦庄公死后,到了第六位君主秦襄公时期,为了解决狄戎之患,秦襄公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戎人丰王为妻,用以分化戎人并迁都汧邑,开始东进,正好赶上了申侯联合犬戎进攻镐京,袭杀了周幽王。秦襄公便出兵勤王,并护送周平王东迁,因此得以获封了岐山以西的土地,并与他下誓约,秦国如果能赶走戎人,所夺得的土地就归秦国,自此不但获得了在关中地区自由发展的机会,也正式成为了周朝的诸侯国。

  秦文公时,制定刑法

  秦襄公为了开疆拓土,开始连年向周边的戎狄部落用兵,最终死在了讨伐西戎的途中。他的儿子秦文公继承了他的遗志,击败了西戎,并收编了周朝遗民,周人教会了秦人耕种庄稼,使秦从原始的游牧经济开始向当时最先进的农业经济转型。不仅营建了新的都城,还将秦国的领土扩张到了岐山,开始设立史官,教化百姓,制定了罪诛三族的刑法,在位五十年后去世。

  秦宪公时,灭荡氏俘虏伯万

  随后,他的孙子秦宪公继位,先是迁都平阳,之后又派兵夺取了毫戎的荡社,消灭荡氏,俘虏了芮国国君芮伯万。

  秦武公时,秦地扩张到渭水流域

  秦宪公在二十一岁时便英年早逝,后由他的大哥秦武公接管。秦武公上位以后,先后征服并吞了绵诸、邶戎、冀戎、义渠戎、翟、貘等戎族,将秦国的势力扩张到了关中渭水流域。同时,他也是第一个开启活人殉葬制度的人。

  秦穆公时,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公元前675年,秦宣公即位,此时,晋国自恃强大,开始入侵秦国,秦国常年征战西戎,军队非常彪悍,虽然晋国人众多,但还是把晋国打败了,从此秦晋战争不断,到了秦穆公时期,秦国已经成为仅次于晋、楚、齐等国的二等强国。直到公元前655年,秦穆公迎娶晋献公的女儿,与晋国缔结秦晋之好,在陪嫁的奴隶中,有一名虞国的俘虏百里奚。秦穆公任用百里奚、蹇淑为谋臣,励精图治,使秦国国力大增,开辟了千里国土,称霸西戎。被周襄王任命为“西方诸侯之伯”,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秦晋变世仇

  公元前638年,秦穆公拥立重坐上晋国国君的位置,并把女儿嫁给他,他本想以此达到控制晋国的目的。公元前628年,秦穆公派兵偷袭郑国,被晋军围殴,2万多秦军全军覆灭。从此,秦国东进中原之路被晋国扼制,秦晋之好变成世仇。

  秦康公时,秦国衰落

  秦穆公死后,秦康公即位。秦康公屡次派兵攻打晋国,导致了秦国国力锐减,逐渐走向衰落。

  秦恒公背信弃义

  秦康公死后,秦共公在位五年后,其子秦恒公即位,晋厉公想罢兵,与秦恒公结下令狐之盟。秦恒公前脚结盟,后脚就联络楚国和狄人图谋伐晋,秦恒公背信弃义的行为引起诸侯不满。

  秦景公时,签订"弭兵之盟”

  公元前579年,晋厉公联合齐、宋、卫、鲁、郑等八国伐秦,秦国大败。次年,秦恒公死后,秦景公即位,秦景公联楚攻晋。但此时晋国复霸中原,击败了企图进军中原的楚国,连年征战,使得晋、楚、齐、秦等大国疲惫不堪,于是晋、楚、齐、秦、卫、鲁卫等十四国联合签订了“弭兵之盟”。秦景公开始着力改善与晋国的关系,两国重温秦晋之好。

  秦献公时,废除活人殉葬

  由于秦国政权长期被旧贵族所操纵,致使国力一度衰落了六十余年,就连义渠都攻到了渭水之畔。直到公元前三百八十五年,秦献公即位。秦献公先是废除了实行三百多年的活人殉葬制度,割地与魏国讲和,安定边境。之后,又将秦国的都城迁到了栎阳,进行了一系列的户籍商业改革,实行连坐,使秦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倍增。

  秦孝公时,商鞅变法

  等到了秦孝公在位的时候,为了恢复秦穆公往日的霸业,重用商鞅实行变法,针对秦国地广人稀的特点,发布了外来移民可以免赋役三代的优惠政策,使得三晋地区的百姓蜂拥而至,为其开垦荒地。自此,秦国兵精粮足,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

  秦惠文王时,秦国第一位君王

  公元前三百三十八年,秦惠文王赢驷继位,族灭商鞅,不废其法,自称秦王,巩固了自己的权利和地位。文有张仪连横六国,武有公孙衍,樗里子北伐义渠,西平巴蜀,东出函谷,南下商於,不仅为秦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基础。

  秦武王时

  秦惠文王去世,秦武王联越制楚与魏结盟,军事上,攻拔宜阳,设置三川,平定蜀乱,经济上修改封疆,更修田律。只可惜自身喜好比武角力,因为举鼎脱手,英年早逝。

  秦昭襄王时

  秦武王死后,穰侯魏冉拥秦惠文王的妾芈八子之子嬴稷为王,是为秦昭王,执政初期,由芈八子为太后,魏冉秉政。直到秦昭王21岁开始亲政,继续贯彻商鞅的变法国策,彻底推行军功爵制,大力提拔平民出身的人才,拜范雎为相,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任用白起为将军。在长平之战中,大胜赵军,攻陷东周王都洛邑,迁九鼎于咸阳,结束了周朝八百年的统治,在位五十六年后去世。

  秦王政时统一全国

  秦昭王去逝后,他的儿子秦孝文王和孙子秦庄襄王一共在位才四年,就将王位传给了13岁的秦王嬴政。嬴政初期,尊吕不韦为仲父,国政皆由吕不韦把持。直到嬴政21岁,秦王政掌权后,任用尉缭、李斯等人,积极推行统一战略。公元前229年,秦将王翦大破赵军,俘虏赵王,赵国灭亡。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水淹魏都大梁,魏王出降,魏国灭亡。公元前225年,王翦带60万大军大破楚军于蕲,楚将项燕自杀,楚国灭亡。公元前222年,王翦平定越国,同年,王贲攻辽东,虏燕王喜,燕国灭亡。随后,王贲大军南下,俘虏齐王建,齐国灭亡。用了十年的时间,兼并了六国,于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完成了统一大业。

  秦王政时统一货币、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

  秦王政采用了三皇的“皇”和武帝的“帝”构成了皇帝的称号,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作为称号的君主,称始皇帝。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统一货币、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公元前二百一十年,秦始皇在第五次东巡途中死于沙丘宫。

  秦二世时陈胜吴广起义

  秦始皇死后,赵高采取了说服胡亥,威胁李斯的手段,伪造诏书,逼迫太子扶苏和大将蒙恬自杀,从而使胡亥继承了皇位,史称秦二世。自此朝廷大权落到了赵高的手中。经过赵高的一系列骚操作,终于激起了陈胜、吴广的起义,以及六国旧贵族的复国运动。当时秦国的军队大致被分为四部分,分别是长城军团、关中军团、南方军团和维持治安的地方军团。其中长城军团和关中军团被项羽所击败,地方军团在各地义军起义的时候就已经被消灭,只有南方军团拥兵自重,没有回防。

  秦朝灭亡

  到了公元前二百零七年,丞相赵高逼迫秦二世自杀于望夷宫中,去秦帝号,并立子婴为秦王。五天后,子婴诛杀赵高。同年十月,刘邦率兵入关,在位仅四十六天的子婴投降刘邦,秦朝正式灭亡。

说说古人喝酒的九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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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有了酒,中国的酒文化平添出许多美丽的故事。然而对于喝酒方式,看起来简单,充分品味从而得到所有的乐趣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酒,自古以来,不仅与华夏历史文明相融相生,而且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古代喝酒有着很多的学问和讲究。

  闲酒:刘伶一醉三年

  这一种喝酒的方法,就与魏晋时期的名仕,“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有关了!

  刘伶与阮籍、嵇康、山涛、向秀、王戎和阮咸并称为“竹林七贤”。刘伶嗜酒不羁,被称为“醉侯”,好老庄之学,追求自由逍遥、无为而治。

  据说刘伶喝的那就叫闲酒,也就是功夫酒,也是大多数中国人喝的酒,是侃大山的酒。你还别小看他,不喝则罢,一喝,居然醉了三年。中国人的闲酒就是这样喝的,大山也是这样侃的,要不那关公怎么会去战秦琼呢?都是酒话罢了。

  文酒:李白酒后作诗

  说道文酒这种方法,我们首先要知道的就是家喻户晓的诗仙李白了!

  李白其人,只要是喝醉了酒,最好是喝得烂醉,就能写出很好的诗来,而且越醉就写得越好。那首《将进酒》的诗好不好?自然让人觉得那酒有如“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感觉。所以说李白要是没酒,大概他写的诗也就没什么味感。

  武酒:武松醉酒打虎

  却说那武松一下子喝了十八碗酒,径向景阳岗走去,竟然碰到了那只可怜的大虫,三下五除二就把它给打趴了。所以这酒也叫英雄酒。武松不喝这酒,也就不醉了,不醉的话也就不会在大青石上睡着了,不睡着的话也就过了景阳岗了,断然碰不到什么老虎。

  疯酒:宋江酒后题“反诗”

  说到疯酒,那就不得不说宋江一人。宋江,字公明,绰号呼保义、及时雨、孝义黑三郎。

  黑三宋江虽然为人仗义,但却是个规矩人,心里只有朋友和那小官帽儿,虽然做得不大,但也很实在。要不是那一壶疯酒,他就不会在浔阳江酒店的墙壁上写下了:“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这么一首诗,那不说明你也想造反?那你宋江不是疯子才怪呢!所以当他酒后醒来时,居然吓得装疯卖傻了。

  壮胆酒:汉高祖斩白蛇

  汉高祖胆子也并不大,当然他能够挥剑斩白蛇,靠的就是那口酒气。所以《史记》上说:“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要知道蛇生来怕酒,这蛇让高祖的一身酒气一薰,自然就动荡不得,任凭发落了,因此高祖借酒壮胆,当作一条死蛇,一剑下去,切成两断,成就了他汉家基业。

  所以,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就要有点酒气豪肠,否则遇到力所不能及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权贵酒:杯酒释兵权

  听说当年宋太祖为了江山稳固,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在大将面前哭着,别人不明白他的意思,要不是那一杯酒,看来是没辙了!他说:“当时你们把黄袍加在我身上,说不定哪天,别人也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你们不想做皇帝才怪呢!”

  自古皇帝老儿至高无上,但你的官不让人做也要有理由。有了酒,再给以钱财,就说明你是哥们,讲义气!所以这酒就叫权贵酒,外加一点好处,你不喝也得喝啊!知趣的喝了自己走一边,要不知趣,那可有身败名裂的危险!

  斗争酒:鸿门宴

  西楚霸王项羽【鸿门宴】,那是历史上经典的一场宴会酒局了,项羽作为中国军事思想“兵形势”(兵家四势:兵形势、兵权谋、兵阴阳、兵技巧)的代表人物,是一位以个人武力出众而闻名的武将,李晚芳评价项羽“羽之神勇,千古无二”。

  汉王刘邦从汉中出兵,掀起历时四年的楚汉之争。项羽在正面战场屡破刘邦。彭越不断后方破坏楚军补给。韩信统一了黄河以北,挥师南下。项羽刚愎自用,猜疑亚父范增,终为刘邦所败。公元前202年,项羽退守垓下(今安徽灵璧县),突围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最后霸王别姬,自刎于乌江旁。

  当年项羽在鸿门,那是什么居心啊,是明显的阶级斗争立场。他项羽会那么好心请你喝酒吗?请你来,肯定是要算计你,要你的人马,要你的财权,要你的地盘,甚至要你的命。结果把刘邦吓得去上了茅房,然后叫张良转送上一对玉碧,一双玉斗跑了。气得那范增把送给他的玉斗摔碎,切齿咬牙。

  愁酒:屈原跳江

  屈子大夫大概不怎么会喝酒,所以他才会说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话来。他要走的时候,怕沉江不死,还自己抱着一块大石头跳了下去,这是何等的壮烈啊。

  据说当时还有位老医者,往江中倒入雄黄酒,想要醉晕江龙,以保这位爱国诗人的身体。想想看,这是何等的悲苦所至。所以每年的端午,喝点雄黄酒,那叫闷酒、愁酒和苦酒。不过老实说,现代医学证明,雄黄酒有毒,最好是不要再喝了。

  浪漫酒:卓文君当垆卖酒

  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私奔,放着富家小姐不做,跑去开了一家酒店,那是有原因的。小夫妻掏点自家水酒,双坐对饮,弹琴嬉笑,吟诗作赋,真是叫不羡鸳鸯不羡仙呢!你说说,这小夫妻的日子,岂不是过得很有情调,很浪漫吗?

  当然了,古人不仅喝酒形式多,并且讲究“花看半开、酒饮微醺”的人生哲学、饮酒态度,所以,今人喝酒也要适量,过度饮酒,有害健康噢!

医宗扁鹊:古代医学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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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扁鹊,又叫秦越人,是春秋战国时的医学家。《史记》记载,“扁鹊者,渤海郡郑人也”。据专家考证,所谓的“郑”就在长清孝里东张,就是齐长城的起点,它在春秋战国时是齐国的一个重要城邑,叫平阴邑。商周时由于郑人在这大量定居,所以那时它叫郑。

  扁鹊是我国第一位被正史立传的医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循序,弗能易也,而仓公可谓近之矣。”现代我们称扁鹊为“医宗”,即中医的奠基者。扁鹊为什么被称为中医的奠基者呢,目前学术界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扁鹊善于运用望诊

  我们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韩非子·寓老》中有这么一个小故事。扁鹊在齐国见蔡桓公时,通过望诊判断出蔡桓公有病,但是病情尚浅,病位还只是在体表腠理的部位。他劝蔡桓公接受治疗,如不治则病情将会加深。蔡桓公因自我感觉良好,拒绝治疗。不久,扁鹊再度晋见蔡桓公时,指出其病情已加重,病位已进展到血脉,再次劝说其接受治疗,以免病情更加发展。蔡桓公仍然拒绝治疗,而且心中不悦,认为扁鹊在故意炫耀自己,并以此牟利。

  当扁鹊第三次晋见他时,认为病情已经恶化,病位进入到内部肠胃,如不及时治疗,终将难治。蔡桓公仍不予理睬。最后一次,扁鹊通过望诊,判断蔡桓公病情危重,已进入到骨髓深处,病入膏肓,无法救治。果然不出所料,蔡桓公不久即发病,终于不治而死。这个故事侧面反映出扁鹊当时已经能很好应用望诊,而且诊断水平相当高。我们中医讲“望而知之者,谓之神”,意思就是一个医生能通过望诊判断出病人得病,那么这个医生的医术是非常高超的,犹如神仙一样。

  二、扁鹊的切脉诊断法也很突出,具有较高水平

  切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摸脉、把脉,我们去找中医看病,医生都要给你把个脉。《史记》中称“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意思就是现在天下人看病讲求摸脉,都是从扁鹊这里来的,可以说扁鹊开创了我们中医的脉学,也就是我们“望闻问切”中的切。除了望诊,又精于切诊,这再次说明扁鹊诊断疾病的高超技术。

  三、信巫不信医者不治

  扁鹊看病行医有“六不治”原则,意思是有以下六种行为的人,扁鹊拒绝给他看病。这六不治分别是:一是依仗权势,骄横跋扈的人不治;二是贪图钱财,不顾性命的人不治;三是暴饮暴食,饮食无常的人不治;四是身体极度衰退或者气血逆乱严重、脏腑功能严重衰竭的人不治;五是身体虚弱不能服药的不治;第六条就是相信巫术不相信医道的不治。

  古代早期处于一种医巫不分的状态,医学和巫术交织在一起,没有成为一种独立体系,甚至医生不是一个专门的职业,医学和很多巫术糟粕杂糅在一起,发展就受到限制。扁鹊提出的“六不治”明确区分了巫与医,表明了医学与医生的独立体系和身份,将医学脱离巫术,更加专业化和科学化,极大的促进了医学的地位和发展。

“热在三伏”古人是如何过三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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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三伏勐火燃,卧龙无雨口生烟。蜩蝉何事得美荫,聒聒不上高树颠。

  这是宋代诗人李石,在三伏天应时而作的一首名诗,充分体现了三伏天的酷热难耐。

  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潮湿、闷热的时段。三伏天里,现代人守着空调都感觉热,古人是如何过三伏呢?

  三伏文化由来

  三伏天由来相当久远,起源于春秋时期的秦国。唐人张守节说:“六月三伏之节,起秦德公(春秋时期秦国国君,公元前677年-公元前676年在位)为之,故云初伏,伏者,隐伏避盛暑也。”《汉书·郊祀志注》中说:“伏者,谓阴气将起,迫于残阳而未得升。故为藏伏,因名伏日。”“伏”表示阴气受阳气所迫而藏伏于地下;选在庚日,亦有金气被火克而伏藏之意。可见,“三伏天”之说,是从久远的历史中发展而来,它承载着我国深厚的文化积淀。

  三伏出现在小暑与处暑之间,有初伏、中伏和末伏之分,它的日期是由二十四节气和干支纪日的日期相配合来决定的。传统历书规定:“夏至三庚便数伏”,意思是说,从夏至日开始往后数,数到第三个庚日便开始入伏了。

  数伏天气要一个多月,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入伏,是初伏的第一天,10天后的第四个庚日为中伏第一天。如果第五个庚日在立秋之后,中伏就是10天,若在立秋之前,中伏则要20天。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叫末伏。末伏过后,就出伏了,天气逐渐凉爽起来。

  2023癸卯年三伏天共计40天,日期为:

  初伏2023年7月11日-2023年7月20日,共10天;

  中伏2023年7月21日-2023年8月9日,共20天;

  未伏2023年8月10日-2023年8月19日,共10天。

  三伏饮食起居

  炽热的三伏天气里,酷暑时时袭扰人们的饮食起居,从古至今,民间流传着很多传统习俗,既传承着博渊的古今文化,还体现了数千年来古人应对自然、挑战自然的智慧和信心。

  很多地方都有“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的食俗,即《民社北平指南》所称“初伏水饺,二伏面条,至三伏则为饼,而佐以鸡蛋”,有的地方还有“头伏吃鸡二伏鸭”的民谚。闷热的天气里,容易引起人们食欲不佳,胃口不好。饺子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食,正是开胃解馋的美味。二伏吃面习俗由来已久,伏天吃面,至少在魏晋南北朝时已流行,《荆楚岁时记》称:“伏日进汤饼,名为避恶。”古代的“汤饼”,犹今之面片汤。二伏天里,人们吃上一碗热汤面,既能补充营养,又可以让身上发汗,祛除体内暑气和潮气。到末伏时,天气稍微凉爽一些,此时人们食欲明显增强,吃饼和吃鸡蛋可以进一步补充营养,也有送走伏天之意。

  其实,“三伏”的饮食民俗非常丰富,并非只有饺子、面条之类。比如明清时,京师六月流行吃新莲,“内河者嫩而鲜……食之益寿”。此外,还有“暑汤”,即“煎苏叶、藿叶、甘草等汤,于市中舍之”。《清稗类钞》记录了“冰果”:“京师夏日宴客,饤盘既设,先进冰果。冰果者,为鲜核桃、鲜藕、鲜菱、鲜莲子之类,杂置小冰块于中,其凉彻齿而沁心也。其后,则继以热荤四盘。”但“冰果”价格较高,非寻常人家可用,只能官宦独享。清代宫廷每到“三伏”都会赐冰,由工部按官职高低发给数量不等的冰票,凭票领取。

  唐人张守节云:“伏者,隐伏避盛暑也。”古人在三伏天的起居遵循“伏”意,也要伏藏,减少外出与剧烈活动。因为古人通过长期的观察,发现夏季暑毒之气,以三伏天为最。不仅高温天气易令人中暑,还经常有病毒瘟疫流行。清初文人李渔在《闲情偶记》中生动地描述了古人对三伏天的无奈:“盖一岁难过之关,惟有三伏。精神之耗,疾病之生,死亡之至,皆由于此。”古人认为,既然暑毒之气有危险,就要想办法避开它。从汉代开始,就出现了“伏闭门”的传统习俗,伏日一到,人们便待在家中避暑纳凉。晋人程晓有诗云:“平生三伏时,道路无行车。闭门避暑卧,出入不相过。”

  三伏艾灸养生

  古人命名一年中最热的日子为“伏日”,大有深意,也衍生了顺用天时的养生之道。除了“无厌于日”——伏天晒背,还有广泛应用的三伏养生灸。

  冬季的疾病很多是因为阳虚盛引起的,而三伏天气,是人体一年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是调理身体的最佳时期,冬病夏治就要以温补方式驱寒气。此时通过艾灸穴位非常有助于恢复和扶助人体的阳气,加强防卫功能,提高机体的抵抗力。

  (1)艾灸穴位:合谷、大椎、肺俞、脾俞、风门、关元、足三里。

  (2)每日选取穴位3-4个。

  (3)艾灸时间:每次40-6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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