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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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御览》是宋代著名的类书，为北宋李昉、李穆、徐铉等学者奉敕编纂，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十月。《太平御览》采以群书类集之，凡分五十五部五百五十门而编为千卷，所以初名为《太平总类》;书成之后，宋太宗日览三卷，一岁而读周，所以又更名为《太平御览》。全书以天、地、人、事、物为序，分成五十五部，可谓包罗古今万象。书中共引用古书一千多种，保存了大量宋以前的文献资料，但其中十之七八已经亡佚，更使本书显得弥足珍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那么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关于乐部·卷二十一的详细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琵琶

《释名》曰：琵琶，本胡中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因以为名。

《晋书》曰：石季伦善弹琵琶。

《宋书》曰：庾仲文为吏部尚书，好货，先与刘德愿殊恶。德愿自持琵琶甚精丽，遗之，便复款然。

《南史》曰：宋范晔善弹琵琶，能为新声。上欲闻之，屡讽以微旨，晔伪若不肯为。上尝宴饮欢适，谓晔曰：”我欲歌，卿可弹。”晔乃奉旨，上歌既毕，晔乃罢弦。

萧子显《齐书》曰：太祖江宴群臣数人，各使效伎艺。褚渊弹琵琶，王僧虔弹琴，沈文季歌，张敬儿舞，王敬则拍张，张俭，曰：”臣无所解，惟知诵书。”因跪上前，诵相如《封禅书》。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遽止。后上使陆澄诵《孝经》，自”仲尼居”而起。俭曰：”澄所谓博而寡要，臣请诵之。”乃诵《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张子布更觉非奇。

隋秘书监牛弘脩皇后房内之乐，文帝龙潜时颇好音乐，尝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托言夫妻之义。因即取之为房内曲，命妇人并登歌，上寿并用之。职在宫内之女，人教习之。

《乐府杂录》曰：贞元中有王芬，曹保，其子善才、其孙曹纲及裴兴奴善弹琵琶。(其曹纲善运拨，声若风雨，不事但弦。其裴兴奴善於拢撚，不拨稍软。时人云：曹纲有右手，裴兴奴有左手。)武宗朝，朱崖李太尉有乐吏廉郊者，师於曹纲，精妙入神。尝谓侪流曰：”教授人亦多矣，未曾有此性灵弟子也。”尝因清夜，携乐器於平泉别墅，临池弹蕤宾调，芰荷闻有声，意其鱼跃也。及弹别调，即寂然。因复弹蕤宾，久之，池中掷物跳上岸，观之，乃一片方响蕤宾铁。盖以声律谐和相应故也。其妙如此。

又曰：贞元中，有康昆仑，弹琵琶第一手。因长安大旱，诏移两市以祈雨。及至天门街，市人广较胜负及斗声乐。其街东有康昆仑，琵琶最上，必谓街西无以敌也，遂请昆仑登采楼弹一曲新翻调《录要》。(即绿腰是也。本因乐上进曲，上令录出要者，因以为名。自后来误言绿腰也。)其街西亦建一楼，东市大诮之。及昆仑度曲，西市楼上出一女郎抱乐器，先云：”我亦弹此曲。”兼移在枫香调，及下拨声如雷，其妙绝入神。昆仑即惊骇，乃拜请为师。女郎乃更衣而出，及见，即僧也。盖西市内豪族厚赂庄严寺僧善本，(善本名，俗姓段也。)以定东墨阝之胜也。翌日，德宗召入，令陈本艺，异常佳奖，因令教授昆仑。奏曰：”且请昆仑弹一调子。”乃弹之，师曰：”本领何杂也?兼带雅声。”昆仑惊曰：”段师神人也。臣小年初学琵琶，偏於邻舍女巫处授一品弦调子，后乃易数师。”段精鉴玄妙如此。段师奏曰：”遣昆仑不近器十余年，使忘其本领，然后可教。”诏许之。后尽段师之艺也。

又曰：开元中，有贺怀智善琵琶，以石为槽，鹍鸡肋作弦，用铁拨弹之。

又曰：琵琶始自乌孙公主造，马上弹之。直项曲项者，曲项盖使於急关也。古曲有《陌上叶》。范晔、石苞、谢弈皆善此乐也。

《风俗通》曰：琵琶，近代乐家所作，不知所起。长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与五行也。四弦象四时也。以手琵琶之，因以为名。

《语林》曰：谢镇西著紫罗襦，据胡床，在大市佛图门楼上弹琵琶，作《大道曲》。

《异苑》曰：南平国兵在姑熟，有鬼附之，每占凶，辄先索琵琶，随弹而言事，事有验，云是老鼠所作，名曰灵侯。

王{保言}期《绛幕祠仪》曰：琵琶出於弦鞉，笙簧基於丝竹。

《竹林七贤传》曰：阮咸善琵琶，荀勖雅解音律，自以远不及也。

《文士传》曰：孔辉善弹琵琶，吴归命恒使为乐。

《孙放别传》曰：君性好音，能操琴及琵琶以自散。

傅玄《琵琶序》曰：闻之故老云：汉遣乌孙公主，念其行道思慕，使工知音者，战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观其器，盘圆柄直，阴阳序也。四弦，法四时也。以方语目之，故枇杷也。取易传於外国也。杜挚以为兴秦之末，盖若长城之役，百姓弦鼗而鼓之。二者各有所据，以意断之，乌孙近焉。(石崇《琵琶引》曰：王明君本为昭君，以触文帝讳，改。匈奴请婚，元帝以明君配焉。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思。其送明君亦故然，序之云耳。)

《傅子》曰：朱生善弹琵琶，虽伯牙之妙无加也。

《文士传》曰：孔炜字正忠，解音律，弹琵琶。

《异苑》曰：永嘉中，李谦素善琵琶。元嘉初，往广州，夜集坐倦，悉寝，惟谦独挥弹，未辍，便闻窗外有唱佳声，每至契会，无不击节。谦怪，语曰：”何不进耶?”对曰：”遗生以久，无宜干突。”始悟是鬼。

《幽明录》曰：晋司空桓豁在荆州，有参军五月五日剪鸲鹆舌，教令学语，遂无不鸣，与人相问顾。参军善弹琵琶，鸲鹆每立听移时。

《录异传》曰：吴赤乌三年，句章氏杨度至馀姚。夜行，有一年少持琵琶求寄载，度许之。鼓琵琶作数十曲毕，乃吐舌擘目以怖度而去。复行二十里许，又见一老父寄载，自云姓王名戒，因复载之，谓曰：”鬼工鼓琵琶，甚哀。”戒曰：”我亦能鼓。”即是向鬼，复擘眼吐舌。度怖几死。

《语林》曰：桓宣武外甥恒在坐鼓琵琶，宣武醉后，指琵琶曰：”名士固亦操斯器。”

《三辅决录》曰：游楚上表乞宿卫，拜驸马都尉。楚无学问，好游遨音乐，乃畜歌琵琶筝笛，每行将以自随。

《乐府杂录》曰：唐文宗朝女弟子郑中丞善於胡琴。(中丞即宫人之官也。)内库有两面琵琶，号大忽雷。郑常弹小忽雷。因匙头脱，送於崇仁坊南赵家修理，大约造乐器多在此坊中，南北二赵家最妙。大和中，有权相旧吏梁厚本，庄在渭南县之西北，临渭水。一日，因垂钓忽见一物流过，长五尺许，悉以锦缠其上。令家僮接得就岸，乃秘器也。及发棺视之，乃一女郎也，妆色俨然。久伺之，口鼻间馀息未绝，遂移於曲室中，将养经旬，渐能言。询之，云是郑中丞也。昨以误圣旨，命内官缢杀，投於渭河，锦即诸子弟相赠耳。及如故，因垂涕感谢，厚本即纳为妻，言其琵琶今尚在南赵家。值郑注之乱，莫有知者。梁乃潜赂乐匠，赎得之。每至夜深，方敢轻弹。后遇良辰美景，饮於花下，酒酣不觉，即弹数曲。洎有黄门放鹞子过其门，私於墙外听之，曰：”此是郑中丞琵琶声也。”不日召入内，乃舍厚本之罪，仍加锡赐也。

《明皇杂录》曰：天宝中，上命宫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洞知律度。安禄山自范阳入觐，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於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有中官白秀贞自蜀使回，得琵琶以献。其槽以逻逤檀为之，清润如玉，光辉可鉴。有金缕红文，蹙成双凤。贵妃每抱是琵琶，奏於梨园，音韵凄清，飘如云外。而诸王贵主洎虢国已下，竞为贵妃琵琶弟子。每授曲毕，皆广有进献。其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晨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坐客闻之，莫不掩泣罢酒。

○羯鼓

《羯鼓录》曰：羯鼓出外夷，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其音主太蔟一均。龟兹、高昌、疏勒、天竺诸部皆用之，次在都昙答猎鼓之下，(都昙似腰鼓而小。答猎即楷鼓也。)鸡鼓之上。〈壹桑〉如漆桶，(山桑为之。)下以小牙床承之，击用两杖。其音焦杀鸣烈，尤宜急曲促破，作战杖连碎之声。又宜高楼晓影，明月清风，破空透远，特异众乐。杖用黄檀、狗骨、花楸等木。须至乾紧，绝湿气而复柔腻。乾取发越响亮，腻取战袅健举。卷用钢铁，铁当精炼，卷须至匀。若不以钢，则应绦高下，纽捩不停。不匀，则鼓面缓急，若琴徽之〈先攴〉病。玄宗洞晓音律，由之天纵。凡是管弦，悉造其妙;若制作曲调，随意即成，如不立章度，取适长短，应指发声，皆中点拍。至於清浊变转，律吕呼召，君臣事物相制使，虽古之夔、旷，无以过也。尤爱羯鼓、横笛，云：”八音之领袖也，诸乐不可为此。”尝值二月诘旦，巾栉方毕，时宿雨初晴，景色明丽，小殿庭内，柳杏将吐，睹而叹曰：”对此景物，岂可不与他判断之?”左右相目，将令备酒。惟高力士遣取羯鼓，上旋命临轩纵击一曲，名《春光好》，(上自制。)神思自得。及顾柳杏，皆已发拆，指而笑曰：”此事不唤我作天公可乎?”左右皆称万岁。又制《秋风高》，每至秋空迥彻，纤尘不起，即奏之。必远风徐来，庭叶坠落，其妙绝入神也如此。

又曰：汝阳王璡，宁王长子也。姿容妍美，秀出藩邸。上特锺爱焉，自传授之。又以其聪悟敏惠，妙达其旨，每随游幸，顷刻不舍。璡尝戴砑绡帽打曲，上自摘槿花一朵，置於帽上，著处二物皆极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花一曲，花不坠。(本色所谓定头项，难在不动摇。)上大喜笑，赐金器一厨。因夸花奴(璡小名也。)姿质明莹，肌肤光细，非人间人，必神仙谪坠也。宁王谦让，随而短之。上笑曰：”大哥不在过虑，阿瞒自是相师。(上於诸亲自称此号。)夫帝王之相，且须英特越逸之气，不然则有深沉包育之候。若花奴但端秀过人，悉无此犬，固无猜也。而又举止淹雅，更得公卿间令誉耳。”宁王又谢之曰：”如此，则臣乃输之。”上曰：”若此，则阿瞒亦输大哥矣。”宁王又谦谢，上曰：”阿瞒赢处亦多，大哥大用伪揖?”众皆欢笑也。上性俊迈，酷不好琴。尝听弹正弄，未及毕，叱琴者曰：”待诏出去。”谓宦者曰：”速召花奴将羯鼓来，为我解秽。”黄幡绰亦知音者，上尝使人召之，不时至，上怒，络驿使寻捕之。既至，及殿侧，闻上理鼓，固止谒者，不令报。俄顷，上又问侍官奴来未，曲罢改奏，才三数十声，绰即入。上谓曰：”赖稍迟，我向来怒意至必挝焉。适方思之，长入供奉已五十馀日，暂一日出外，不可不许他东西过往。”绰拜谢毕，内官有偶而笑者，上诘之，具言绰寻至听鼓而候其时入。上问之，绰语其方及解怒之际，皆无差悟。上奇之，复厉声谓之曰：”我心骨下事，安有侍官奴闻鼓声能料之耶?今且谓我何如?”绰遂走下阶，面北鞠躬大声曰：”有敕竖金鸡。”上大笑而止。

又曰：宋开府虽耿介不伦，亦深好声乐，尤善羯鼓。(南山起云，北山起雨，即开府所为。)始承恩顾，与上论鼓事，曰：”不是青州石，即是鲁山花。欧然少年碧掌下，虽有朋肯声，据此乃汉震第二鼓也。且〈壹桑〉用石花瓷，固是腰鼓。掌下朋肯声，是以手拍，非羯鼓鸣矣。”又谓上曰：”头如青山峰，手似白雨点。按此即羯鼓之能事”。(山峰欲不动，雨点取急碎。)即上与开府兼善两鼓也，而羯鼓偏好，以其比汉震稍雅细焉。开府之家悉传之。东都留守郑叔祖母即开府之女，今尊贤里郑氏第小楼，即是夫人习鼓之所也。

又曰：嗣曹王皋有巧思，精於器用。为荆南节度使，有羁客怀二卷欲求通谒，先启於宝府。府中观者讶之，曰：”岂足尚邪?”客曰：”但启於尚书当解耳。”及见皋，捧而叹曰：”不意今日获逢至宝。”因指其钢匀之状，宾但惟惟，或复非之，皋曰：”诸公或似未信乎。”命取食柈，自选其极平者，遂重二卷於柈心，以油注之盘中，卷满而油不浸漏，盖相契无际也。皋曰：”此必开元中供御卷也，不然无以至此。”问其客，曰：”某先人在黔中得於高力士。”众方深伏佐。潜问其价宜偿几何，客曰：”不过三百缗。”及皋遗之财帛器皿，其直果称焉。

又曰：广德中，蜀客双流县丞李琬者，亦能之。调集至长安，税居务本里。夜闻羯鼓声曲颇妙，於月下步寻，至一小宅，门户极卑隘，叩门请谒鼓工，曰：”君所击者，岂非《耶婆色鸡》乎?(一本作耶婆娑鸡也。)虽至精能，然而无尾，何也?”工大异之，曰：”君固知音者，此事无人知。某，太常工人也。祖父传此艺，尤能此曲进。因张通儒而入长安，某家流散，父没西河，此曲遂绝。今但按旧谱数本寻之，竟无结尾声，故夜夜求之。”琬曰：”曲不意尽乎?”工曰：”尽。”琬曰：”意尽则曲尽，又何索乎?”工曰：”奈何声不尽也?”琬曰：”可言矣。夫曲有如此，当以他曲解之，方可尽其声矣。夫《耶婆色鸡》当用《掘拓急偏》解之。”工如其所教，果得谐叶，声意皆尽。(如柘枝用浑脱解，甘州用绝了头解之类是也。)工泣言而谢之。即言於寺卿，奏为主簿，累官至太常少卿，为宗正卿。

又曰：永泰中，杜鸿渐为三川副元帅，兼西川节度使，亦能之。成都有削杖者，以二枚献於鸿渐。鸿渐得之，示於众曰：”此尤物也。常衣襟下收贮积时矣。”匠曰：”某於脊沟中养之二十年。”及鸿渐出蜀，至利州西界望嘉驿，入汉川矣。自西南来始至嘉陵江，颇有山景致。至夜，月色又佳，乃与从事杨崖州、杜亚辈登驿楼，望月行觞，宴话曰：”今日出艰危，脱猜逼，外则不辱命於朝廷，内则不中祸於微质，皆诸贤之力也。既保此安步，又瞰於此殊境，安得不自贺乎?”遂命家童取羯鼓、笛，以所得杖酣奏数曲。四山猿鸟，悉皆飞鸣。从事颇异之，曰：”昔夔之击拊，百兽舞庭，此岂远耶?”渐曰：”若渐於此，稍当致功，犹未臻妙，尚能及是，况圣主御天，贤臣考乐，飞走之类，又何不感?”因言：”某有别墅近花严阁，每值风清月朗，时或登阁奏此，初见群羊於川下，数举头踯躅不己。某谓以鼓然也，及鼓止亦止。某复鼓之，亦复然。遂以疾徐高下而节之，无不相应。旋有二犬自其家走而吠之，及羊侧，遂渐止声，仰首若有所听，少选即复宛颈摇尾，亦从而变态。是知率舞固无难矣。某后不敢为之。近者士林闲无习之者，惟仆射韩皋善，不甚露焉，鄂州节度使时闻黄鹤一两集而已。”

单字解释： 古 典 文 学 名 著 太 平 御 览 乐 部 卷 二 十 一 全 文 热门汉字： 葉 阬 級 禬 驚 鹴 跱 翂 癀 馛 衆 臟 猃 讙 氘 還 髋 矧 適 滹 蜮 矸 砬 闿 經 羿 汐 骱 邬 痣 黩 蛀 蛱 赙 藁 炔 龅 龌 嘣 锸 嵇 粜 裎 馥 俪 鄜 憨 袤 爻 煊 诋 瘛 豕 昶 酶 峙 猷 羲 酱 笃 热搜词语： 丧主 滋茂 一命归阴 众相 外辞 雕颜 怨屈 纥络 光刀 戚婣 云障 凶寇 资级 九冥 无褐 高河 华妙 枉苦 道周 小跑 献宝 刚子 氲熇 水柱 雅尚 鼓甲 盗骊 了办 胏腑 滋穴 桃花水 对号 总数 瑰木 空余 肥洁 葭蕟 暑岁 弗啻 党同伐异 跣脚 淫躁 元黓 勤职 开线 弥陁 贯习 悉达多 业缘 勾讫 枸檵 吃喜 牵顾 情歌 指取 神必据我 贿庇 拜启 疯巅 风榭

《太平御览》是宋代著名的类书，为北宋李昉、李穆、徐铉等学者奉敕编纂，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十月。《太平御览》采以群书类集之，凡分五十五部五百五十门而编为千卷，所以初名为《太平总类》;书成之后，宋太宗日览三卷，一岁而读周，所以又更名为《太平御览》。全书以天、地、人、事、物为序，分成五十五部，可谓包罗古今万象。书中共引用古书一千多种，保存了大量宋以前的文献资料，但其中十之七八已经亡佚，更使本书显得弥足珍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那么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关于乐部·卷二十二的详细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觱篥

《乐部》曰：觱篥者，笳管也。卷芦为头，截竹为管，出於胡地。制法角音，九孔漏声，五音咸备。唐以编入卤部，名为笳管，用之雅乐，以为雅管。六窍之制，则为凤管，旋宫转器，以应律管者也。

《通典》曰：筚篥本名悲篥，出於胡中，其声悲。(或云儒者得传，胡人吹以惊中国马，后乃以笳为首，竹为管也。)

《通典》曰：桃皮，东夷有卷桃皮以为筚篥也。二具大蠡也，容可数升，并吹之，以节乐。亦出南蛮。

《乐府杂录》曰：筚篥者，本龟兹国乐也。亦名悲篥，有类於笳也。德宗朝有尉迟青，官至将军。大历中，有幽州王麻奴者，解吹觱篥，河北推为第一手，颇踞傲自负，除戎师外，莫有敢轻易请者。时有从事，姓卢，不记名台，拜将入京，临歧把酒，请麻奴吹一曲《子相送》，麻奴偃蹇，大以为不可，卢乃怒曰：”汝艺亦未足称者，殊不知上国有尉迟将军冠绝今古!”麻奴大怒曰：”某之此艺，海内岂有及者耶?今即往彼，定其优劣。”不数月，到京，访尉迟所居，即常乐里也。乃於侧近僦居，日夕加意吹之。尉迟每经其门过，如不闻。麻奴尚未分，因赂其阍者，方得通见。即设席於地，令坐，乃於高般涉调中吹一曲《勒部低》，曲终，流汗浃背。尉迟颔颐谓曰：”此曲何必於高般涉，徒费许多气力也。”因自出银字管，於平般涉调中吹之。麻奴惊偾，垂泣拜之，曰：”某生於偏远之方，偶有寡艺，实为无人。今日幸闻天乐，方悟前非。”遂将乐器碎之而归，终身不复言觱篥。

《明皇杂录》曰：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属霖雨涉旬。於栈道雨中闻铃声与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时梨园弟子善吹觱篥者张野狐，惟此人从至蜀。上因以其曲授野狐。洎至德中，车驾复幸华清宫，从官嫔御多非旧人。上於望京楼下命野狐奏《雨霖铃》曲，未半，上四顾凄凉，不觉流涕。左右感动，与之歔欷。其曲今传於法部。

○五弦

《国史补》曰：赵壁弹五弦，人问其术，壁曰：”吾之於五弦也，始则心驱之，中则神遇之，终则天随之。方吾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弦之为壁，壁之为五弦也。”

《音律图》曰：五弦，不知谁所造也。今世有之，比琵琶稍小，盖北国所出也。

又曰：二弦，未详所起，形如琵琶。二弦四隔，孤柱一合，散声二，隔声八，柱声一，总一十声，随调应律。

又曰：四弦秦汉未详所起，与琵琶同，以不开目为异。四弦四隔，合，散声四，隔声十六，总二十声，随调应律。

○六弦

又曰：六弦，史盛作。天宝中进，形如琵琶，而身长。六弦四隔，孤柱一合，散声六，隔声二十四，柱声一，总三十一声，隔调应律。

○七弦

又曰：七弦，郑善子作，开元中进。形同阮咸而大，近身旁有少缺，取其近身便也。七弦十三隔，孤柱一合，散声七，隔声九十一，柱声一，总九十九声，随调应律。

○太一

又曰：太一，司马滔作。开元中进。十二弦六隔，合散声十二，隔声七十二弦，散声应律吕，以隔声旋相为宫，合八十四调。今入雅乐，宫悬内用之矣。

又曰：天宝乐任历作，天宝中进。类石幢，十四弦设柱，黄锺一均足倍七声，后柱作调应律，每舞者执之。

○方响

《三礼图》：方响，梁有铜磬，盖今方响也。方响以铁为之。修八寸，广二寸，圆上方下，架磬而不设，倚架上以代锺磬。人间所用者，才三四寸。

《乐府杂录》曰：唐咸通中，有调音律官吴缤为鼓吹署丞，善打方响，其妙超群。本朱崖李太尉家乐人也。

○缶

《易》曰：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毛诗·宛丘》曰：坎其击缶，宛丘之道。(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也。)

《尔雅》曰：盎谓之缶。注云：盆也。

《史记》曰：秦王与赵王会渑池，蔺相如从。秦王曰：”寡人闻赵王好音，请奏琴。”赵王鼓琴，秦御史书曰：”某年某月，秦王命赵王鼓琴。”相如亦奉缶秦王，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内，请以颈血溅太王。”秦王不怿，为一击之。相如亦命赵御史书曰：”某年某月，赵王使秦王击缶。”

《淮南子》曰：夫穷乡之社，扣瓮拊瓶相和而歌，自以为乐。常试为之击建鼓，撞巨锺，乃始知夫瓮瓶之足差也。

徐幹《中论》曰：听黄锺之音，知击缶之细;涉庠序之教，知不学之困。

《吕氏春秋》曰：尧使质以麋鞅置缶而鼓之也。

《墨子》曰：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於吟缶。

《大周正乐》曰：今缶八。永泰初，司马滔进献广平乐，兼此八缶，具黄锺一均声。

《乐府杂录》曰：唐大中初，有调音律官天兴县丞郭道源，善击瓯。用越瓯、邢瓯共一十二旋，加减水，以箸击之，其音妙于方响也。

○铎

《周礼》曰：二十五人为两，置司马一人，因以名焉。木舌金铃曰铎，军中执之以通鼓也。

《后周书》曰：长孙绍远为太常，广召工创造乐器。土、木、丝、竹，各得其宜，惟黄锺不调，绍远每以为意。尝因退朝，经韩使君佛寺过，浮图三层之上有鸣铎焉。忽闻其音雅合宫调，取而配奏，方始克谐。绍远乃启世宗行取。

《通礼义纂》曰：铎，大铃，振之以通鼓也。

《大周正乐》曰：铎如铙，以木为舌，摇之以和鼓也。

《乐书》曰：木铎者，铃也。主铜为之，以木作舌。故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言施政教时。天将命以号令天下，文舞所执而鸣之，以振文教。

《乐书》曰：金铎者，形同木铎，以为金舌。号令为度，鸣而惊众，武舞所执，以振武教者也。

郑注《司马职》云：掩上振之为摝。摝者，止行息气也。六军三三而居，其间相远，故振铎以通之，使军众知可进可止之节也。

《司马法》曰：鼓声不过阊，鼙声不过阘，铎声不过其琅也。

《广古今五行记》曰：晋愍帝建兴四年，晋陵人陈宠在田得铜铎五枚，皆有龙虎形。

《大周正乐》曰：唐朝承周、隋离乱之后，乐悬散失，独无徵音，国姓所阙，知者不敢闻达其事。天后末，御史大夫李嗣真常密求之，不得。一旦秋爽，闻砧声有应之者，在今弩营，是当时英公宅。又数年，无由得之。其后敬业举兵，败走，后潴其宫，嗣真乃求得丧车一铎，入而振之，於东南隅果有应也。遂掘之，得石一段，裁为四具，补乐悬之散阙。今享宗庙郊天挂簨虡者，乃嗣真所得也。

○铙

《释名》曰：铙，铙也，宫悬用之，饰以流苏。

《礼记》曰：始奏以文，文击鼓以惊众也;复乱以武，武击铙而退也。

《周礼》曰：金铙止鼓。(铙，如铃无舌者，秉执而鸣之，以止鼓也。)

《乐书》曰：金铙，小者似铃，执而鸣之，以止鼓也。武舞工人所执，谓振而退武也。大者，悬而击之，像锺形。镈旁有二十四铙，应律音而和乐也。

《说文》曰：钲，铙也。铃柄中上下通，钲也。铣，小铙也。军法：卒长执铣。汉有鼓吹曲，有铙歌。

○镯

《周礼》曰：鼓人以金为镯，节鼓。形如小锺，行鸣之，以为鼓节也。近代有大铜叠，悬而击之。

又曰：卒长执铙，两司马执镯。言镯、铙之用，谓钲、铎之属，以金铙止鼓，而金镯节鼓。然是四金之数。故镯者，非雅乐器也。

○角

《通礼义纂》曰：长鸣，角也。按：蚩尤师蝄〈虫两〉与黄帝战於涿鹿。帝命吹角为龙鸣以御之。魏武帝征乌桓，军士思归，乃减角为中鸣，其声尤悲，以应胡笳。晋、宋以降，沿袭用之，有长鸣。唐礼大驾陈一百二十具，是承晋、魏之制也。

《宋乐志》曰：西蕊裥吹金者，铜角长可二尺，形如牛角。书记所不载。或云出羌胡，以惊中国马。

又曰：角长五尺，形如竹筒。本细，末稍大，未详所起。今卤部及军中用之。或以竹木，或以皮为之，无定制。按古军法有吹角也。此器俗名拔逻回，盖胡虏惊军之音，所以书传无之。海内乱离，至侯景围台城，方用之也。

○铜钵

又曰：铜钵是西凉乐也。以皮纽相击应节，令法里衩之。

《通典》曰：铜钵亦谓之铜盘，出西戎及南蛮。其围数寸，隐起如浮沤，贯之以韦，相击以和乐也。南蛮国大者围数尺，或谓齐穆士素所造也。

○壤

《风土记》曰：壤者，以木作，前广后锐，长尺三四寸。其形如覆节，僮少以为戏也。尧时有八九十老人，击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风俗通》曰：相，拊也。所以辅相於乐。奏乐之时，先击相。

又曰：雅形如漆筒，有椎，诗云”讯疾以雅”是也。

○抚相

《大周正乐》曰：抚相，以韦为之，实以糠，抚之以节也。

○舂牍

《周礼·笙师》曰：掌舂牍、应、雅。郑司农云：状如漆筒，而弇口大大围，长五尺六寸，以羊韦鞔之，有两组疏画。虚无底，举以顿地，如舂杵。亦谓之顿相。相，助也，以节乐也。或谓梁孝王筑睢阳城，方十二里，造时唱声，以小鼓为节，筑者下筑和之。后世谓此声为睢阳乐。

○拍板

《乐府杂录》曰：玄宗令黄幡绰撰柏板谱。幡绰乃於纸上画一耳进之，问其故，对曰：”但有耳道，则无失其节奏也。”韩文公因为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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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渊起兵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趣历史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起兵最晚、实力最弱的李渊集团，为何能赢得天下?

隋唐时期是历史上一段乱世，虽然乱世持续的时间不长，与五代十国、南北朝相比，隋唐乱世简直不值一提。只不过这样的乱世，对当时的百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隋朝末年，当时的情况下，很多人选择了起义。比如说杨玄感、李密、翟让、窦建德、杜伏威、朱粲等人。

只不过这些人没有赢得天下，反而是太原的李渊成为了唐朝的开国皇帝。要知道杨玄感、李密、翟让、窦建德、杜伏威、朱粲等人都比李渊起义早，更为重要的是，杨玄感、李密、翟让、窦建德、杜伏威、朱粲等人更比李渊集团的实力强，那么问题来了，为何李渊集团成为了大唐王朝的开创者呢?

李渊集团肯定是有过人之处的，否则李渊也不可能建立唐朝。天下大乱的时候，太原由于有李渊等人的镇守，保持了相对的安宁，尤其是隋炀帝的晋阳宫，储存了大批粮食、布匹、盔甲等物资。李渊毕竟是皇亲国戚，他的老妈和隋炀帝杨广老妈还是亲姐妹，都是北周八柱国独孤信的女儿。

这种情况下，李渊是不好起义的。李世民这时候想到了一个法子，这位孝顺的儿子给李渊使了“仙人跳”。在裴寂的帮助下，李渊和杨广的妃子同住一室。这时候的李渊不得不起义了。不起义也是死，起义也是死，倒不如冒一下风险。刚开始的时候，李渊集团是实力最弱的。

李渊想了一个法子，就是忽悠太原的百姓。李渊假传圣旨，说隋炀帝还要征伐辽东，20岁以上50岁以下的全都要拉壮丁去送死，太原的百姓吓得不轻。结果都成为了李渊的兵力。乱世群雄逐鹿，即使再能忽悠，还是离不开打仗这一核心竞争力，就像楚汉争霸时的刘邦如果没有韩信的善战，即使张良和陈平的谋略再高也没用。

有了兵马，李渊开始大招谋士、武将。李渊集团最为核心的人物就是李世民。李世民之所以善战，不仅因为他本人军事才华卓越，而且善于招揽各路英雄豪杰，身边谋臣猛将如云，不得志的谋士房玄龄、杜如晦，宋金刚手下的猛将尉迟恭，李密手下的秦琼、程咬金、徐世绩等人都投入了他的麾下，实力自然急剧膨胀。

李渊在进攻决策方面，与其他人也不相同。李渊想要建立王朝大业，必然要从山西渡过黄河进入关中，这是最无奈也是唯一的选择，其实也是最好的选择。从后来的历史走向看，夺取关中无疑是李渊的胜负手。李唐集团之所以取得成功，就是有了关中这个大后方、大根据地。正是因为占领了关中地区，才使得李渊集团有了大后方，同时具备了一举夺得天下的实力。

李世民是历史上最会打仗的皇帝，自秦代以来，最善于打仗的开国皇帝就是李世民，并有军事理论留下来。曹操虽然也很能打，但也有军事理论传世，毕竟没有真正做皇帝，而且也没有统一天下。也可以说，李渊集团有了李世民这样的人才，很难不夺得天下。

不仅仅是李世民，他的手下更是能人辈出。这样的阵容下，李渊能不夺得江山吗?李渊是大唐初期的政治高手，和儿子李世民合作无间，大唐一路顺风地实现了统一。没有李渊，李世民还可能无用武之地。没有李世民李渊的长子李建成和三子李元吉其实也可以勉强担当大任，虽然历程还可能更艰辛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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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初到方寸山的时候曾经遇到一个樵夫，在樵夫的指点下，他才可以师承菩提祖师，学习长生不老之术，那么这个方寸山的樵夫是何许人也?为何他不拜菩提为师呢?

一开始的时候，孙悟空误认为这个樵夫就是神仙，结果聊了一会之后，才发现樵夫口吟的这首诗来自于菩提祖师，于是猴子就问他既然跟菩提祖师是邻居，为什么不跟他学艺，樵夫这么说道：

我一生命苦，自幼蒙父母养育至八九岁，才知人事，不幸父丧，母亲居孀。再无兄弟姊妹，只我一人，没奈何，早晚侍奉。如今母老，一发不敢抛离。却又田园荒芜，衣食不足，只得斫两束柴薪，挑向市尘之间，货几文钱，籴几升米，自炊自造，安排些茶饭，供养老母，所以不能修行。

其实如果认真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里面有猫腻，试想菩提祖师可是神仙，神仙应该是无所不能的，如果樵夫真的能够拜师菩提祖师门下，祖师随便一个技能，就能让樵夫的母亲衣食无忧，再有甚者可以带他的母亲修行，让老太太也能沾沾仙气，不敢说长生不老，那么寿高过百也是不成问题的，可是樵夫却并没有那么做，这是为什么呢?

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樵夫是世外高人，特意在此点化孙悟空，让其拜师菩提祖师，另一种就是樵夫在这里学不到真本事。这么说有依据吗?

下面就分三个方面来阐述。其一，樵夫与菩提祖师是近邻，而菩提祖师手下有那么多徒弟，据菩提祖师自己所说，他准备收十二代弟子，分布是：广、大、智、慧、真、如、性、海、颖、悟、圆、觉。轮到孙悟空正好是第十代，悟字辈。

有这么多弟子与樵夫碰面的可能性几乎就是百分之百，樵夫对于切身的利益不会不打听，所以他一定是问询过菩提祖师的那些徒弟，拜师有没有好处了，学到什么奇特的本领了吗?而从结果上看，显然樵夫大失所望，菩提祖师教授的并不是他想要的，这他才没有学习。

其二，樵夫感觉菩提祖师教授徒弟有欠缺，至少在德行方面是比较差的。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来，第一，孙悟空的这些师兄弟并没有太高的素质，孙悟空施展筋斗云的时候奚落猴子只能当个送信的，猴子施展变化术时，这帮师兄弟大喊大叫，根本就没有修仙人的城府。

第二，从孙悟空的经历也能看出这帮师兄弟没起好作用，猴子初入师门的时候，精神面貌是这样的：

人若骂我，我也不恼;若打我，我也不嗔，只是陪个礼儿就罢了。

而在方寸山待了十年后，他就刀劈混世魔王，闯龙宫，闹地府，偷蟠桃盗御酒，偷仙丹大闹蟠桃会。可以说是劣迹斑斑，也就是说学艺这些年，他在品德方面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大幅度倒退。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可以推断猴子的这些师兄弟不是啥好鸟。

其三，学艺是讲究资质的，孙悟空为什么学会了大品天仙决，地煞七十二变，筋斗云等等，他的师兄弟为什么没有学会?主要在于猴子的资质好，菩提祖师在他脑袋上敲了三下，他就明白这是菩提祖师准备给他开小灶。

而那些资质平庸的人，比孙悟空入门更早，修行时间更长，可是他们却没有得到菩提祖师的青睐，这说明他们的资质是不行的。而樵夫的专注力只在于自己的小家，看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OK了，他既不上进，资质也是平平，即使拜师菩提祖师，也学不到什么真本领，反而会耽误自己种地砍柴的时间，所以还不如不拜师。成佛之后，孙悟空才悟出这个道理，觉得樵夫不拜师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单字解释： 西 游 记 方 寸 山 的 樵 夫 是 何 许 人 也 ？ 为 何 不 拜 菩 提 ？ 热门汉字： 粡 蚖 閱 騠 钖 黒 唪 隄 顯 盝 圬 脞 垤 哕 镡 禩 谞 還 绁 痨 泮 搠 妣 蚍 氦 藁 囿 溟 艉 抻 妩 缣 嗲 扪 捌 笮 祜 湄 碇 盅 搿 掺 咭 睾 掇 梵 茹 萦 拈 呃 赁 嗤 箫 啪 泳 谑 遏 沛 甸 旷 热搜词语： 慌里慌张 笃终 顾阴 典柯 小悉 成欢 谷雨 卢雉 观客 交办 诗藳 人梯 中阙 行马 公素 廑念 天庄 含饭 传箭 鸳班 宽洪 逸踊 专刑 芒芠 存生 周师 官路 席函丈 污濊 各有所短 訾数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计上心头 阴极射线管 靡蓱 责求 梁星 鼓涨 屯落 指决 鴆沈 嘶声 萧耗 竹梜 婵嫣 限尽 体取 原底 法供 钓乡 紫磨 渊色 珠弹 凶猾 八百孤寒 硕壮 稽疑 发体 日宇 近稿

《太平御览》是宋代著名的类书，为北宋李昉、李穆、徐铉等学者奉敕编纂，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十月。《太平御览》采以群书类集之，凡分五十五部五百五十门而编为千卷，所以初名为《太平总类》;书成之后，宋太宗日览三卷，一岁而读周，所以又更名为《太平御览》。全书以天、地、人、事、物为序，分成五十五部，可谓包罗古今万象。书中共引用古书一千多种，保存了大量宋以前的文献资料，但其中十之七八已经亡佚，更使本书显得弥足珍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那么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关于文部·卷一的详细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叙文

《易·贲卦·象》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春秋》襄二十五年《传》曰：郑子产献捷于晋，(献入陈之功。)士庄伯不能诘。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论语》曰：孔子曰：”周监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又曰：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又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

扬子《法言》曰：或曰：”良玉不雕，美言不文。何谓也?”曰：”玉不雕，玙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谟不作经。”

桓宽《盐铁论》曰：内无其实而外学其文，若画脂镂冰，费日损功。

王充《论衡》：学问习熟，则能推类兴文。文由外而滋未必实，才与文相副也。

魏文帝《典论》曰：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见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於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恩。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於饥寒，富贵则流於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於上，体貌衰於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所大痛也。

晋挚虞《文章流别论》曰：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阙。《周礼》太师掌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言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后世之为诗者多矣，其功德者谓之颂，其馀则总谓之诗。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於是奏於宗庙，告於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古之作诗也，发於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指，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富而辞无常矣。文之烦省，辞之险易，盖由於此。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免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示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扬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也。

沈约《宋书·论》曰：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於前，贾谊、相如振芳尘於后。英辞润金玉，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逾广，王褒、刘向、扬、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虽清辞丽曲时发於篇，而芜音累气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自汉至魏，四百馀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二班长於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原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馀烈，事极江右。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

李充《翰林论》曰：或问曰：”何如斯，可谓之文?”答曰：”孔文举之书，陆士衡之议，斯可谓成文也。”

陆景《典语》曰：所谓文者，非徒执卷於儒生之门，摅笔於翰墨之采。乃贵其造化之渊，礼乐之盛也。

《文心雕龙》曰：人文之元，肇自泰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宝，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世眇邈，声采靡追。唐虞文章，则焕乎为盛。元首载歌，既以吟咏之志;稷益陈谟，亦垂敷奏之风。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咏歌，勋德弥缛。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日新。文王忧患，繇辞炳燿，符采复隐，精义坚深。重以公旦多才，振其徽烈，制诗缛颂，斧藻群言。至若夫子继圣，独秀前哲，镕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性情，组织辞令，木铎启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故爰自风姓，暨於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以设教。著象乎《河》《洛》，间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缠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旁通而无涯，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道之文也。

又曰：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是以临篇缀翰，必有二患：理郁者始贫，辞溺者伤乱。然则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辞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又曰：翚翟备色而翱翥百步，肌丰而力沉也;鹰隼无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荒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若藻曜而高翔，固文章之鸣凤也。

又曰：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揩式於明断，史论序注则轨范於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於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於巧艳，此修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虽复契会相参，节文牙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

又曰：夫姜桂因地，辛在本性;文章沿学，能在天才。故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学贫者迍邅於事义，才馁者劬劳於辞情，此内外之殊分也。是以属意于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鲠，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摛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缀思之恒数也。夫文变无方，意见浮杂，约则义孤，博则辞叛，变故多尤，而为事贼。且才分不同，思绪各异，或制首以通尾，或尺接以寸附，然通制者盖寡，接附者甚众。若统绪失宗，辞味必乱;义脉不流，则偏枯文体。夫能悬识凑理，然后节文自会，如胶之粘木，石之合玉矣。是以四牡异力而六辔如琴，驭文之法有似於此。昔张汤疑奏而再却，虞松草表而屡谴，并事理之不明而辞旨之失调也。及倪宽更草，锺会易字，而汉武叹奇，曹景称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辞当也。

宋范晔《狱中与诸生侄书》以自序，其略曰：吾少懒学问，年三十许始有尚耳。自尔以来，转为心化，至於所通处，皆自得之胸怀。常为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辞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

《金楼子》曰：王仲任言：夫说一经者为儒生也，传古今者为通人也，上书奏事者为文人也，能精思著文连篇章为鸿儒也，若刘子政、扬子云之列是也。盖儒生转通人，通人为文人，文人转为鸿儒也。

又曰：古之学者有二，今之学者四焉。夫子门徒转相师授，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适会，情灵摇荡，潘安仁清绮若是，而评者止称情切，故知为文之难也。曹子建、陆士衡皆文士，观其辞致侧密，事语坚明，虽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义也。若夫今之俗也，缙绅稚齿，闾巷小生，苟取成章，贵在悦目，龙首豕足，随时之宜，牛头马髀，强相附会。夫挹酌道德，宪章前言者，君子所以行之也。原宪云：”无财谓之贫，学道不行谓之病。”末俗学徒颇或异此，或假兹以为伎术，或狎之以为戏笑，未闻强学自立，和乐慎礼者也。

《齐书》曰：陆厥字韩卿。少有风概，好属文。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为”永明体”。厥与约书曰：”范詹事自序’性别宫商，识清浊，特能适轻重，济艰难。古今文多不全了斯处，纵有会此者，此必不从根本中来。’沈尚书亦云’自灵均已来，此秘未睹。或闇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大旨欲’官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辞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观历代众贤，似不都闇此处，而云此秘未睹，近於诬乎?案范云’不从根本中来。’尚书云’匪由思至’。斯则揣情谬於玄黄，摘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纵有会此者’，尚书云’或闇与理合’。夫思有合离，前哲同所不免，文有开塞，即事不得无之，子建所以欲人讥弹，士衡所以遗恨终篇。自魏文属论，深以清浊为言;刘祯奏书，大明体势之致，龃龉安帖之谈，操末续颠之说，兴玄黄於律吕，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睹，兹论不何所指耶?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谬多，则临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无病’者也。《长门》、《上林》，殆非一家之赋，《洛神》、《池雁》，便成二体之作。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称是;杨修敏捷，《暑赋》弥日不献。率意寡尤，则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赊於七步。一人之思，迟速天悬;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独宫商律吕，必责其如一耶?”

《三国典略》曰：徐摛字士秀，东海郯人也，员外散骑常侍起之子。文好新率，不拘旧体。梁武谓周舍曰：”为我求一人，文学俱长兼有德行者，欲令与晋安游处。”舍曰：”侄外弟徐摛形质陋小，若不胜衣，而堪此选。”梁武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简其貌也。”乃以摛为侍读。王为太子转家，令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谓之宫体。宫体之号，自斯而起。

又曰：齐主尝问於魏收曰：”卿才何如徐陵?”收对曰：”臣大国之才，典以雅;徐陵亡国之才，丽以艳。”

《后周书》：庾信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东海徐摛为左卫率，摛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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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中原大地烽烟四起。在众多诸侯国中，楚国凭借江汉之地的富庶与强悍兵力，不断向北扩张，中原小国纷纷依附。而晋国在经历骊姬之乱后，公子重耳流亡十九年，最终回国即位，是为晋文公。他励精图治，整顿军政，晋国迅速崛起，成为唯一能遏制楚国北进的力量。两国之间的碰撞，终于在公元前632年于城濮之地爆发，这便是改变春秋格局的城濮之战。

故事的远因，要追溯到重耳流亡时。当年重耳一行经过楚国，楚成王以礼相待，宴席间曾问重耳：若你将来回国即位，何以报答我？重耳回答：若托君王之福得以返国，日后若不得已与楚国交战，我愿退避三舍。一舍为三十里，三舍便是九十里。这句承诺，在当时不过是外交辞令，却为后来的城濮之战埋下了耐人寻味的伏笔。

公元前633年，楚成王联合陈、蔡、郑、许等国围攻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救。晋文公深知，若要称霸中原，必须正面挫败楚国。但他也明白，楚军势大，不可硬拼。于是晋国采取迂回策略，先攻打楚国的盟国曹、卫，迫使楚国分兵救援。楚将子玉刚愎自用，不顾楚成王“勿与晋战”的告诫，执意率军北上寻晋军决战。

两军相遇于城濮。晋军方面，有战车七百乘，兵力约两万余；楚军及盟军则声势浩大，仅中军主力便极为精锐。晋文公面对强敌，并未急于交锋，而是下令全军后退。将士不解，晋文公便说：当年我受楚王恩惠，曾许诺退避三舍，今日岂能失信？于是晋军一连后退九十里，从城濮退至莘北。表面上看，这是晋文公守信报恩的君子之举，但更深一层，这是极高明的战术：一者避开楚军锋芒，使己方处于有利地形；二者诱敌深入，拉长楚军补给线；三者让楚将子玉更加骄狂，以为晋军怯战。

子玉果然中计，率军紧追不舍，并派使者向晋军下战书，言辞傲慢。晋文公则从容应对，约定次日决战。决战之日，晋军分为上、中、下三军。下军副将胥臣用虎皮蒙在马背上，率先冲击楚军右翼的陈、蔡联军。陈蔡之兵本就战力薄弱，一见虎皮战马，惊骇奔逃，楚右翼瞬间崩溃。与此同时，晋上军主将狐毛竖起两面大旗，假装退却；晋中军主将先轸则率精锐横击楚军左翼。楚左翼溃败后，子玉仍率中军孤军深入，结果陷入晋军包围。子玉见大势已去，只得收兵撤退，晋军大获全胜。

城濮之战的意义远不止一场胜仗。战后，晋文公在践土会盟诸侯，周襄王亲自到场，册封晋文公为“侯伯”，即诸侯之长。晋国由此确立中原霸主地位，楚国北进势头被遏制长达数十年。而“退避三舍”这一举动，更成为后世兵家与政治家反复称道的典范。它既展现了晋文公重信守诺的个人品格，也体现了以退为进、后发制人的战略智慧。在春秋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晋文公巧妙地将道德信誉与军事谋略融为一体，既赢得了诸侯的敬服，也赢得了战场的主动。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城濮之战是春秋争霸战争的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晋楚两极格局的形成，也预示着未来百年间两国反复拉锯的争霸态势。而晋文公退避三舍的故事，之所以能流传两千余年，不仅因为其戏剧性，更因为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真正的强者，不急于一时之先，而善于在退让中积蓄力量，在守信中占据道义高地。当退则退，退得从容；当战则战，战得决绝。城濮的硝烟早已散尽，但那个退避三舍的身影，依然在历史的回廊中清晰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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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膑是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军事家，其军事才能究竟有多高，从马陵之战中可窥见一斑。这场发生在公元前341年的战役，不仅是齐魏争霸的关键一战，更是孙膑军事智慧的集中体现。马陵之战中，孙膑以精妙的战略布局和战术运用，将魏国大将庞涓率领的精锐之师彻底击溃，一举奠定了齐国的东方霸主地位。透过这场战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孙膑在战略谋划、战术执行、心理博弈等多个层面的卓越才能。

首先，孙膑在战略层面的谋划堪称典范。马陵之战前，魏国围攻韩国都城新郑，韩国向齐国求救。孙膑并未立即出兵，而是建议齐威王先答应救援，待魏军疲惫后再出击。这一策略既避免了齐军过早介入而陷入消耗战，又让魏军在长期围攻中士气低落。当齐军最终出击时，孙膑选择了直捣魏国都城大梁的路线，迫使庞涓回师自救。这一招“围魏救赵”的升级版，不仅解了韩国之围，更将战场主动权牢牢掌握在齐军手中。孙膑对战争全局的把握，体现在他能够跳出局部战场，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设计战争进程，这种宏观视野远超同时代的一般将领。

其次，孙膑在战术执行上展现了惊人的创造力。面对庞涓率领的魏军精锐，孙膑没有选择正面硬碰硬，而是采用了“减灶诱敌”的经典战术。齐军进入魏国境内后，第一天挖十万人做饭的灶，第二天减为五万，第三天仅剩三万。庞涓追击时发现齐军灶数锐减，误以为齐军怯战逃亡，于是丢下步兵，只率轻装精锐日夜兼程追击。孙膑精确计算了庞涓的行程，在马陵道设下伏兵。马陵道狭窄险要，两旁树木茂密，孙膑命士兵将路边一棵大树的树皮剥去，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并约定“暮见火举而俱发”。当庞涓夜间追至马陵道，举火查看树上的字时，齐军万箭齐发，魏军大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拔剑自刎。这一系列战术环环相扣，从减灶示弱到地形选择，再到伏击时机的把握，无不显示出孙膑对战场细节的精准掌控。

更为关键的是，孙膑在心理战层面的造诣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他深知庞涓的性格弱点——骄傲轻敌、急于求成。减灶之计正是利用了庞涓的傲慢，让他误以为齐军不堪一击。孙膑还准确预判了庞涓的追击路线和时间，甚至连庞涓看到树上字迹时的反应都计算在内。这种对敌方将领心理的透彻分析，使孙膑能够牵着庞涓的鼻子走，将敌军一步步引入死亡陷阱。马陵之战中，孙膑不仅打败了魏军，更从心理上彻底击垮了庞涓，使其在绝望中自杀。这种心理战的威力，远胜于单纯的兵力对抗。

此外，孙膑对情报和地形的运用也极为精妙。他选择马陵道作为伏击地点，正是因为此地狭窄多阻，魏军骑兵和战车无法展开，而齐军弓弩手却能发挥最大威力。孙膑还提前在马陵道两侧埋伏了上万名弓弩手，并设置了障碍物阻挡魏军退路。这些部署都基于对地形的详细勘察和对敌军动向的准确情报。孙膑在战前对魏军的兵力、行军速度、可能路线都了如指掌，这种情报优势是马陵之战胜利的重要保障。

马陵之战后，魏国元气大伤，庞涓战死，魏国从此失去了中原霸主的地位。而齐国则一跃成为东方强国，孙膑的军事声望也达到了顶峰。从这场战役中可以看出，孙膑的军事才能不仅体现在战术层面的奇谋妙计，更体现在战略层面的全局谋划、心理层面的精准把控以及情报层面的细致入微。他善于将政治、外交、心理、地形等多种因素综合运用，创造出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孙膑的军事思想后来被整理成《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并称为中国古代兵学的双璧。马陵之战作为其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充分证明了孙膑无愧于战国时期最杰出军事家的称号。他的才能不仅在于会打仗，更在于懂得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这种智慧至今仍值得后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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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景帝前元三年，即公元前154年，一场由宗室诸侯王发动的武装叛乱在关东大地骤然爆发。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刘雄渠等七国联手，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旗号，举兵西向。这场被后世称为“七国之乱”的变乱，实际上是汉初郡国并行体制下中央与诸侯矛盾长期积累的总爆发。叛乱持续不过三个月，便被汉廷迅速平定，而参与其事的宗室诸王，其结局之惨烈，亦成为西汉政治史上令人扼腕的一页。

吴王刘濞是这场叛乱的核心人物。他据有江东富庶之地，经营三十余年，煮盐铸钱，招纳亡命，早有异志。景帝采纳晁错削藩之策，先后削夺楚、赵、胶西等国的部分郡县，刘濞遂联合诸国起兵。他自称“东帝”，率二十余万大军渡淮北上，声势浩大。然而，汉廷派出的太尉周亚夫采取坚壁清野、断其粮道的策略，在睢阳一带与吴楚联军相持。不久，吴军粮尽，士卒溃散。刘濞弃军南逃，企图退保东越，却被东越人斩杀，首级传送长安。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吴王，最终身首异处，封国亦被废除，改为汉廷直接管辖的郡县。

楚王刘戊是刘濞的坚定盟友。他因在景帝初年犯有服丧期间淫乱之罪，被削去东海郡，心怀怨愤，遂参与谋反。楚军与吴军合兵西进，在周亚夫的截击下同样陷入困境。兵败之后，刘戊自知罪不可赦，自杀身亡。他的封国楚国虽在事后一度保留，但已元气大伤，至汉武帝时终被削夺。

赵王刘遂的结局同样凄凉。他原本与吴楚约定同时起兵，但因内部意见不一，迟迟未能发兵。待吴楚败局已定，刘遂仍负隅顽抗，据守邯郸。汉将郦寄久攻不下，后来借助栾布之力，引水灌城，邯郸城破。刘遂自杀，赵国被废除。

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四人，本是齐地诸侯，因齐王刘将闾不愿参与叛乱，他们便围攻齐国都城临淄。汉廷派栾布、曹襄等率军救援，齐地叛军迅速崩溃。刘辟光、刘贤、刘卬、刘雄渠或被杀，或自杀，其封国皆被削除。胶西王刘卬在兵败后曾试图向汉军请降，但被拒绝，最终自刎而死。

除了上述七国之外，还有一些宗室成员因牵连而受到惩处。例如齐王刘将闾虽未参与叛乱，但因曾与叛军有过联络，事后忧惧自杀。济北王刘志本欲响应吴楚，因被郎中令劫持而未能发兵，事后虽免于死罪，却被迁为菑川王，封地大为缩减。

七国之乱的平定，使汉廷对诸侯王的控制大为加强。景帝借此机会，将参与叛乱的诸国封地收归中央，又对未叛的诸侯国进行拆分和调整，使得诸侯王的势力一落千丈。此后，诸侯王虽仍享有封号，但行政权、财政权和军权均被剥夺，实际上沦为衣食租税的地主。这一变化，为后来汉武帝推行“推恩令”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标志着西汉中央集权体制的最终确立。

那些参与谋反的宗室诸王，或身死国除，或流放边地，其家族多被迁徙至长安附近，置于朝廷监视之下。他们的命运，既是个人野心的悲剧，也是汉初分封制度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汉廷在平定叛乱后并未对宗室展开大规模屠杀，而是通过制度性的削藩，逐步消解了诸侯王对中央的威胁。这种相对克制的处理方式，使得西汉政权在经历内乱之后仍能保持稳定，并为日后开疆拓土、盛世局面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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