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诗人的，曹操得算一个，而且在排行榜里，应该在前几名，甚至可以说是最棒的。这样的评价，不算过分。如果按作品数量论，冠军是清代的乾隆，他一生写了四万首诗，差不多接近《全唐诗》的总和，但很遗憾，没有一句能留传下来。
曹孟德的诗，写得有气概、有声势，千古传唱，弦诵不绝。“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直到今天，还挂在人们口边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也是上了点年纪的人用来自勉的座右铭。毛主席在北戴河赋的那首词里，“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就充满了对这位大手笔的赞赏之意。毛主席在另一首《沁园春·雪》的词里，点了历史上四位帝王：“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独将曹操例外，可见在文学史上，这位后来被《三国演义》给歪曲了曹操，有着不可抹煞的地位。
他能花重金，把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就因为她的《胡笳十八拍》把他感动了。这绝对是诗人的浪漫行径，别的领袖人物未必有这等胸怀，更不可能有这等雅兴。蔡文姬回来中原，曹操让她做一件事，就是将她记得下来的她父亲蔡邕已被战乱毁灭的图书文字整理出来，不致湮没，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行为。对照十年浩劫期间，珍贵书籍化成纸浆，再生产成擦屁股的卫生纸；稀世文物被砸被毁，从此成为绝响。曹操的举动，要比那些反文化的红卫兵，无文化的造反派，不知高明多少倍。
曹操在平定吕布、陶谦、公孙瓒、袁绍、袁术以后，公元一九六年的许都，有了一个初步安定的局面，才使得他有可能在文化上有所建树。加之他手中汉献帝这张王牌，对士族阶层，对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的招徕作用。“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延揽了一批像崔琰、孔融这样的大士族和大知识分子，遂形成了中原地带的文化中心。当时，到许都去献诗作赋，吟文卖字，便是许多有名和无名作家竞相为之的目标。
于是，便出现了文学史上称之为“建安文学”的局面。没有曹氏父子，也就没有建安文学。如果当时要成立作家协会，我想我会投曹操一票，他是当仁不让的协会主席。
此其时也，许都的文学气氛达到了高潮。《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对活动着许多文人墨客的这个中心，有过这样一段评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孔融，王粲，陈琳，刘桢，徐干，阮瑀，应玚，和从匈奴赎回的蔡琰，真可谓济济一堂，竞其才华。刘勰距离这个时代约两个世纪，来写这段文坛盛事，应该是比较准确，可算是权威性的描写。
所以，建安文学得以勃兴，很大程度由于曹操统一中原后的休养生息政策，出现了一个安定局面的结果。如果仍同吕布、刘关张没完没了地打，和我们文革期间没完没了地斗一样，除了样板戏，就搞不出别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爱诗章”，懂得文学规律，与只知杀人的董卓，用刀逼着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腾踊”的局面出现了。
《文心雕龙》说到建安文学的特点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变，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所以，曹操的《蒿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送应氏诗》，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蔡琰的《悲愤诗》，以及《孔雀东南飞》等具有强烈现实色彩的诗篇，便成了建安文学的主流，也就是文学史所说的“建安风骨”了。
曹植《与杨德祖书》中，说到这番繁荣景象，不免为他老爹的气派自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吾王（曹操）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看起来，曹操是振一代文风的始创者，而曹丕、曹植是不遗余力的倡导者。所以，在三国魏晋文学中起先河作用的，正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他们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与时代的关系至大。动乱，则文学终结，安定，则文学复苏。十年文革，只有浩然先生的小说，舍此便全是空白，即可证明。
东汉末年，先是黄巾农民起义，九州暴乱，生灵涂炭；后是董卓那个军阀折腾，战祸不已。洛阳夷为平地，中原水深火热，这时候，一切都在毁灭的灾难之中，文学自然也陷于绝境。因为农民革命虽然有其推动时代进步的作用，但也有其破坏文明文化，摧毁社会财富的相当消极的方面。董卓，不过是一个穿上战袍的西凉农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动和黄巾也差不多，都带有农民革命家的那种仇视文化，仇视知识，仇视人类文明的特点，在破坏人类文明成果的憎恨气氛里，在硝烟战火的刀光剑影之中，文学这只鸟儿，只有噤若寒蝉，休想唱出动听的声音了。
因为经历了巨大的变乱，遭受了严重的劫难以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这样，就出现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潮流，文人的个性开始得到自由舒展的机会。所以，“慷慨任气”，便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回忆十年浩劫结束以后，新时期文学所以如井喷而出，一时洛阳纸贵，也是由于这些劫难中走出来的作家，适逢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才写出那些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这和建安文学的发展，颇有大同小异之处，就是对于那个动乱年代“梗概而多气”，真实而深刻的描写，引起读者共鸣的。因此，“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也是时代不容精雕细琢的产物。无论后来的诸位明公，怎样摇头贬低，不屑一谈，或求全责备，都是大可不必的。只要起到历史作用的文学，无论怎样的稚嫩，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便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了。现在那些笑话新时期文学发轫作如何幼稚的人，其实正说明自己不懂得尊重历史唯物主义的幼稚。
由建安文学的发展看到，乱离之世只有遍地哀鸿，而文学确实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适宜的文学气氛，才能繁荣起来。建安文学的发展，得益于曹氏父子的捉倡，得益于相对安定的中原环境，也得益于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人个性的解放。
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国较早从绝对附庸地位摆脱出来，以文学谋生存的一群专业作家。他们的行为特点是：追求自由不羁，企慕放任自然，赞成浪漫随意，主张积极人生，对礼教充满叛逆精神，并强调艺术个性。可以说是中国非正统文人的最早的样本。鲁迅先生认为这种文学态度，可以用“尚通脱”三字来概括。到了魏晋南北朝，由阮籍、嵇康、陆机、潘岳、陶渊明，谢灵运一脉相承，“通脱”则更加发扬光大，一时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
那时，他们的浪漫行径，风流举止，自由作风，个性色彩，恐怕连后世的文人也深感不及的。
有一次，曹操派手下人邯郸淳去看望曹植。据《三国志》裴注引《魏略》曰：“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从这里，我们看到建安文人的浪漫、豪情和无拘无束的自由。这和司马迁《报任安书》里那种对于帝王委曲求全到低三下四的心态，和马相如”>司马相如给皇帝献赋时的那种唯唯诺诺到谄媚依附的神情，多了一点作家的自我意识和不羁的精神。
从曹丕的诗《于谯作》“清夜延贵客，明烛发高光”和曹植的诗《箜篌引》中：“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可以看到他们的宴游燕集，豪饮小酌，斗鸡胡舞，高谈畅啸的快乐情景。《文心雕龙》曰：“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这类沙龙式文人聚会活动时的自由竞争，各驰所长，平等精神，批评空气，也是此前文人所不曾具有的状态。尤其汉末党锢之祸将大批知识分子，或放逐，或镇压，或永不叙用，弄得大家胆战心惊，精神萎靡不振，建安文人的崛起，实际是给中国文学注入一股活流。
心灵不解放，文学之鸟是飞翔不起来的。
曹丕《与吴歌令吴质书》里，具体地描写了他们的一次出游，也是很令人神往的。“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尽，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这种文友间的平等来往，证明了建安文人思想解放的程度。作为五官将的曹丕，那时正如日中天，是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能够这样不摆架子，与一个地方官吏友情深厚若此，恐怕时下的某些文化要人，也未必做得到的。
曹操也不例外，《三国志》称他“少机警，有权数，任侠放荡，不治行业”。裴注引《曹瞒传》：“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看来，曹操和他的两个儿子一样，也是具有浪漫潜质的文人。他在《祀故太尉桥玄文》中，回忆他和这位比他年高的大人物，交往的一段插曲。“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鄙之姿，为大君子所纳。增荣益观，皆由奖助，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
这位后来在《三国演义》里被当作乔国老的老先生，能跟曹操开这样的玩笑：你要是经过我的坟墓前，不下车好好祭奠我的话，走不出三步路，我就让你肚子疼，你可别怪罪我。说明曹操虽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枭雄，但不对他的统治产生危害和威胁，也还是能够欣赏这种文人的幽默感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曹操作为文学家，不愧为一把好手；但是，曹操作为政治家，谁也不能不承认，他杀作家也是一把好手。凡碰了他这根政治神经的人，不管是作家，诗人，还是其他什么人，他是一点也不客气的。
文学的每一步前进，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任何新的尝试，总是要打破过去的格局，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旧秩序维护者的反扑。倘若探索实验，一旦越出了文学的范围以外，越过政治雷池，被视作离经叛道，逾轨出格的话，就要以文人的脑袋作抵押品了。
建安七子之中，孔融是死在曹操手下的。还有一个刘桢，被曹操送到采石场去劳改的。不属七子之列的杨修，也是曹操杀掉的，至于文学新秀祢衡，虽然不是曹操杀的，但事实上是他用借刀计让黄祖杀的。
掉脑袋的这三位，也有其不大肯安生而惹祸的缘由。孔融的地位相当高，曾任北海相，到许都后，担任过将作大匠，也就是建设部长，这还不是曹操主要嫉恨的。由于他和曹操总过不去，经常发难，加之是孔子后代的号召力，成为士族豪门的代表和知识分子的领袖。他的府第已成为反曹操的各种人物聚合的“裴多菲俱乐部”。这时就不管你的文章写得多好，和儿时让梨的美德了，对不起，找了一个叫路粹的文人，在作家队伍中的这种败类，还不俯拾即是，写了封密告信，检举孔融“与白衣祢衡跌宕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
杨修的职务要差一点了，在曹操的指挥部里，只当了个行军主簿，大概相当于参谋，而且不是作战参谋，连行军口令还从别人嘴里听说，显然是闲差了。所以杀他不像杀孔融那样颇费周章，扰乱军心四个字，就推出去斩首。《三国演义》说是曹操嫉妒杨修的捷才，生了杀心。其实，由于杨修不安生，介入政治，成为曹植的嫡系党羽，出谋划策，卷入了宫廷接班人的夺权斗争之中，而且许多馊主意，都被曹操拆穿了，才要把他除掉的。
老实说，文学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学，都有点票友性质，是不能正式登场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像曹操这样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学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没有出过政治家玩文学玩不好的闹剧，也没有出过文学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剧。曹操，不论在文学上，在政治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数千年过去，如今谈起建安文人，这些名字还是常挂在嘴上的，“融四岁，能让梨”，连小学生都知道的。至于谈到建安文学，在非专业研究者的心目中，只有曹氏父子是居霸主位置的。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的盛事”，曹植的《七步诗》（虽然不能证明是他的作品），还能在普通人的记忆之中占一席之地。而像出类拔萃的王粲，地位很高的孔融，才华出众的祢衡，他们的作品当然也很了不起，但很少被现代人知悉。至于徐、陈，应、刘，他们写的东西，大半失传，如今，只不过是文学史中的一个符号而已。
所以，鲁迅先生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我想，这是对曹操最有见地的一个评价了。
标题单字解释： 诗 人 皇 帝 曹 操 不 论 在 文 学 上 在 政 治 上 都 是 一 个 了 不 起 的 人 热门汉字： 鶰 牏 腜 弾 䰯 捤 泹 旟 塏 㛰 愡 䶪 劯 撋 傔 勍 摖 㢂 叢 㤎 䈛 襧 寈 䣛 㣧 㽲 訳 䆫 慼 㾣 洕 巘 㧂 橬 壜 渪 朡 鉸 濜 䫓 胿 㽟 諩 潪 橳 幵 雗 駋 蟚 寷 圲 䚇 瑈 㴓 䜺 燡 揤 䧒 䏦 攑 热搜词语： 不夕 留止 桀竖 借听 解头 戒心 阶檐 津注 碧胫 马缨 荆璞 横地 窘步 炯耀 下酒物 东皇太一 攻刺 孙卿子 巨牍 狷笃 卷迹 镌题 鹤唳风声 絶致 抽芽 火田 才儁 来苏 峻舻 全面 破烂货 弛禁 警拔 取会 侃侃訚訚 思王 降命 拥炉 二难 愈愚 恺悌 康和 秕谷 犒钱 房官 游散 鞫理 重门击柝 碌碌剌剌 槎岈 克长 綮要 轰赶 究办 苍官 空界 疚惭 表里不一 雾廓 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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