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能听别人的话,能学别人的东西就是好样的,能将中西文化结合就说明康熙这个皇帝没有白当,他的外交手段值得大家学习!
康熙时代,西方人已经在中国展开活动。
康熙非常重视招聘西方各种专门人才来中国工作。在任用南怀仁的同时,根据南怀仁:的推荐,聘请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闵明我、徐日升,比利时人安多等到钦天监及皇宫工作。在南怀仁去世后不久,又将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刘应、洪约翰等召到北京。
康熙于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还特命白晋为钦差,回欧洲招聘科技人才,雷孝思、马约瑟和巴多明等人就是随白晋而来的。
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697年),罗马教皇派使节来中国,康熙派沙国安回罗马,要求教皇派人来中国工作。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康熙还授意传教士德里格、马车贤致书罗马教皇,选择精通“天文、律历、算法、画工、内科、外科的人采中国效力。”九名技艺人才即于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随教皇使者来到中国,受到康熙的任用和优厚待遇。
康熙对西方传教士,都能用其所长,或任钦天监官员,或在内阁担任翻译,或在内廷充当医生、画师,或为皇子皇孙等讲授天文、权学、地理、音乐、人体解剖、拉丁文等方面的知识,或参与编辑涉及西方天文历法和乐理的大型丛书,如南怀仁主持天文历法工作和监造兵器,白晋负责组织训练中国测绘人员,徐日升等参与编辑《律历源渊》等书。
传教士在中国出版了不少介绍西方宗教、科技文化的书籍,同时也把中国文史哲等方面的著作如《诗经》、《通鉴纲目》等传回自己的国家,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康熙甚至还任用传教士参加某些外事活动。如中俄边境谈判并签订《尼布楚条约》时,就曾用徐日升和张诚担任中国代表团的翻译,也曾令闵明我等去俄国、法国、意大利磋商某些外交政策。但是,他们为了打通经俄国而通欧亚大陆的传教路线,利用自己的权力也做了些损害中国而讨好俄国的事,谈判签订《尼布楚条约》时,徐日升、张诚向俄使定洛文递送了关于中国内部情况的情报和一幅中国全图。
康熙对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目的很清楚,但他还是接受西方的守教观念,他曾说:“天主教与大清国民教化原不相容”,“惟西洋教士能通晓科学,故国家起用彼等”
刚开始的时候,康熙对求教信仰是十分宽容的,为了他们礼拜方便,还允许他们在京师设立教堂。也允许中国人信奉天主教,将其与佛教等一视同仁,严禁拆毁天主教堂。
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罗马教皇派遣使者多罗来到中国,要求天主教民改变尊孔祭祖的传统,视中国传统习俗为异端,这无疑是干扰清朝的正常统治秩序。
康熙为此特谕多罗:“以后,凡是西洋来的人,再不回去的人允许他在内地居住。若今年来明年去的人,不可叫他居住。你们外国人谈论我朝中的事情,是不对的,让社会混乱,人们当然不会理你们,这就是多事!”次年多罗离去。
虽然康熙禁止天主教人士“多事”,但他并没有驱逐“会技艺”的西洋人,对在中国从事科技工作或安分居住的传教士仍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表明他对西方科学和宗教是区别对待的。
应该说,康熙对西方文化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是值得肯定的,它对中国吸收先进科学文化,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和中国科技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康熙学西方的东西,用西方的东西是一种巨大改变,把当皇帝的本分做得十分出色,这样的皇帝要是干不出一番大事业就是有鬼,所以康熙把自己管的几十年管得好好的,成就了一朝盛世,到今天也值得大家多多地研究。
学西方的东西时,该学就学,不能学的就不学,绝对不能学,反对全盘西化。一方面吸取其长,另一方面弃其荒诞;一方面保持与西方的关系,另一方面抵制其对我独立地位的干扰。种种措施的实行,使中国同西方有了一定的联系,同今天的改革开放真是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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