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依法反贪——反腐败决不手软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腐败是一种多发社会现象，危害至深。新建王朝鉴于前代人亡政息的历史教训和本王朝长治久安的需要，与腐败进行斗争，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或遏制，甚至出现短暂的太平盛世。在与腐败做斗争的过程中，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反腐倡廉文化遗产，其中既有一些值得我们认真批判、总结、继承和合理利用的成功经验，也有许多因反腐不力，腐败滋生蔓延，以致亡国的历史教训。

《周易·既济》爻辞说：“君子以思患而豫(预)防之”，说的是君子总是想着可能要发生的祸害，事先做出有效的防范。从治国安邦的角度看，腐败就是国家之大患，应时常预防和治理。虽然每个王朝灭亡的具体原因很复杂，但都与腐败有着密切联系。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表明，腐败导致人亡政息是一条亘古不变的历史规律。

“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私有制出现后，腐败就有了产生的条件和土壤。在一定意义上说，腐败是与私有制伴生的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尧、舜、禹时期虽然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但大禹对于日益滋长的贪赃腐败感到忧虑，命令狱官长皋陶制定刑法，将贪赃行为定为墨罪，加以惩处。周公是一位有着深刻历史意识的政治家，夏、商亡于政治腐败，周公看得很清楚，反复强调“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在对夏、商因腐败而亡国历史教训总结的基础上，周朝对贪腐进行有效防治，官吏仗势为恶、行贿受贿、接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者都要“阅实其罪”。禹、汤、文王、武王对贪腐防治结合，有效遏制了贪腐，一时官风清明，河清海晏，被后世颂称为名王圣主。孔子对夏、商、周三代英明君王当政的好时代十分向往，感慨地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一般说来，专制政体因为缺乏监督机制，官员腐败问题比较突出。因此，怎样反腐败也就成了中国历代皇帝的重要课题。但是，贞观时期政治清明，纲纪整肃，官员谨慎，贪赃枉法之事虽有发生。但并没有成为困扰最高当局的社会问题，没有形成不可遏止之势。

那么，唐太宗到底有哪些反腐举措呢？

首先，依法反贪，法不容情。

唐太宗主持制定的《贞观律》，明确了赏罚制度，长孙无忌又和其他人为其作注，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唐律疏议》，是古代成就最高的法典，而一直保存下来。

《唐律》第三卷是关于官员职务犯罪的法律条文，共59条。其中“受人财物代为请求”、“收临主司受财而枉法”、“凭官职威势讨要财物”等条，都是惩处受贿罪或索贿罪的法律条文。如《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条规定：凡监临主司官员（指对所处置的事情据有管辖、审核、主办权力的官员）接受贿路后作枉法处理的，受贿值绢1尺处杖打100，每多1匹加一等，满15匹处绞刑。受贿后未作枉法处理的，值绢1尺杖打90，每多2匹加一等，30匹加处役流。跟明太祖时期制定的《明律》相比，《唐律》从总体上讲，对官员职务犯罪的惩处要宽一些。明律规定：官员贪污银子60两以上者，果首示众，“剥皮实草”。受贿枉法者，1贯以下杖70，每多5贯加一等；20贯杖60，徒1年；45贯杖100，流2000里；满80贯处绞刑。监守自盗，1贯以下杖80；7贯500文杖60，徒1年120贯杖1肋，流2000里；满40贯处斩。又规定：官吏外出，如乘坐官府的车、船、马等，携带私人物品不得超过一定数量。如乘官船、官车，私载物不得超过30斤，违者治罪。轻则笞10下，重则杖70。

唐太宗不仅要求臣民们严格守法，而且他本人也能自觉地以国家法律约束自己。这里有一个著名的“罪己诏”的历史故事。

有一次，有一个叫党仁弘的大将，他做广州都督时，贪污了大量的钱财。这件事被告发后，主管司法的大理寺将他依法判处死刑，可是唐太宗以往很器重党仁弘。认为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舍不得杀他，于是便下了一道圣旨，取消大理寺的判决，改为撤销职务、流放边疆的处分。

处理之后，唐太宗心里很不安，感到自己出于个人感情，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做得很不应该。于是他把大臣们召到金銮殿，心情沉重地向大臣检讨说：“国家的法律，皇帝应该带头执行，而不能有私念，不受法律制约。失信于民。我袒护党仁弘，实在是以私心乱国法啊。”

于是，唐太宗写了一道《罪己诏》，唐太宗在《罪己诏》中检讨说：“我在处理党仁弘这件事上，有三大过错：一是知人不明，错用了党仁弘；二是以私徇法，包庇了党仁弘；三是奖罚不明，处理得不公正。”唐太宗向大臣宣读后，立即下令将他的《罪己诏》向全国的百姓认错。

其次，强调德治，加强对官员的教育。

唐代史官吴兢编纂的《贞观政要》，是一部记录太宗朝“政事之要”的史书。其小有—篇题为《贪鄙》，篇幅很短，共6章（段），很是精彩。其内容用现代语言讲，为唐太宗对大臣们进行“反腐教育”。通篇循循善诱，言简意深，没有官话，没有说教，没有皇上对臣下的训诫口气。

有一段写道：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太宗对左右大臣说，我曾讲过，贪官们无不爱财，其实他们并不见得怎样爱财。就拿五品以上京官和地方官来说吧，俸禄都很优厚，一年所得，数量很大。若受人贿赂，不过数万，一旦败露，官职、俸禄全被剥夺。这岂是懂得爱财？合算吗？

唐太宗又说，春秋时代鲁国有个宰相名叫公仪休有爱吃鱼这种嗜好，但从不接受别人馈赠的鱼。他认为只有这样他就能长久吃到鱼。

不接受别人的贿赂，不用担心有一天蹲大牢而吃不上鱼。无论君主，还是官员，都不能贪婪。如果君主贪婪，必定导致亡国；如果官员贪婪，必定招致身败。唐太宗告诫官员，站得正，才能立得稳。如果有贪污，倒霉的就不仅是贪者个人；主贪丧国，臣贪亡身。“贪者败类”，贪者一人，会贻害很多人。从大处讲，会殃及一国；从小处而言，会殃及家庭、家族。

唐太宗还给大臣们讲了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载于《水经注·两水》，说的是战国时代秦惠王想攻打蜀国，苦于不知道到蜀国的路怎么走。于是想出一条计策，命人刻五头石牛，在石牛的屁股后面挂着黄金。蜀国的人见了，以为牛拉屎能拉出黄金。蜀国国主贪图黄金，乃派出5位大力士，将石牛拉到蜀国。这一来，就开辟了一条由秦国到蜀国的通道，这正是秦惠王所希望的。秦国的车队随后而至，攻打蜀国，蜀国很快被灭亡了。

第二个故事载于班固《汉书·酷吏传·田延年传》。说的是汉代担任大司农职务的田延年，征用民间牛车3万辆，用来租赁生利。每辆车租金原先为1000钱，田延年用欺诈手法增加至2000钱，共得6万钱，并将其中的一半即3000万私自吞没。他在做这件事情时。其冤家对头眼睛正盯着他，秘密地搜集其违法乱纪的材料。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冤家对头的掌握之中。于是田延年贪污3000万钱的事很快被揭发出来。

大将军霍光说：“先把他关到牢里，然后交由大臣们公议处置他的办法。”田延年自知罪孽深重，又害怕受到惩处，说道：“我何面目入牢狱”，遂自责而死。

讲完了这两个故事，唐太宗感慨颇深，叹道：像蜀国国主和田延年这样的人，在历史上真是数不胜数啊，如今我要以蜀王为借鉴，你们也应当以田延年为前车之鉴，不学他们的样子。

唐太宗用历史上的这两件事，有力地印证了主贪丧国、臣贪亡身的道理。

唐太宗开门纳谏，集思广益，群言畅达，在一定程度上将权力置于阳光下，君明则臣直，腐败的细菌不易滋长，成就了贞观盛世。明太祖朱元璋认为“吏治之弊莫甚于贪墨”，若任其蔓延，足以毁灭政权，必须采取非常手段予以遏制。他恩威并用，铁腕反腐，查处了空印案、郭桓案等一批贪腐大案、窝案，甚至不惜律外用刑，对贪腐者族诛、凌迟，据说朱元璋对贪腐者实行剥皮实草的酷刑。朱元璋高调反腐，铁腕治贪，虽然有律外用刑和违反人道之举，但对官吏贪腐起到了极大威慑作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元末以来贪污腐败之风，出现了有名的洪武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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