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是个为政务实的君主：处事十分果断

雍正认为“毫无定见，天下无可办之事”，这是对做事不果断者的批评。处理事情果断，不以偏见看人，这是他的处世准則。

雍正性格刚毅，他对一件事情的利弊，一旦有所把握，就作出裁决，力求达到目的。

雍正五年（1727），雍正朱批指出浙闽总督高其倬办事优柔寡断，于是写了一段话来训勉他，雍正这个批示不仅道理讲得极透彻，比喻用得很好，文字很是优美顺畅，逻辑性强。全文如下：

“现汝办理诸务，必先将两边清理精详，周围弊效讲透彻，方欲兴此一利，而又虑彼一害，甫欲除彼一害，而又不忍弃此一利，辗转游移，毫无定见。若是则天下无可办之事矣。夫人之处世如行路，然断不能自始至终尽遇坦途顺境，既无风雨困顿，又无山川险阻，所以古人多咏行路难，盖大有寓意存焉。凡举一事，他人之扰乱阻挠已不可当，何堪自复犹豫疑难，百端交集，如蚕吐丝，以缚其身耶！世间事，要当审择一是处，力行之，其余利害是非，概弗左盼右顾，一切扰乱阻挠，不为纤毫摇动，操此坚耐不拔之志以往，庶几有成。及事成后，害者利矣，非者是矣。无知阻挠之辈，不屏自息矣。今汝则不然。一味优柔不断，依违莫决，朕甚忧汝不克胜任，有关国家用人之得失，奈何！奈何！”

雍正性格的刚毅果断，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决策果断。

如实行摊丁人地，又如诺岷倡议耗羡归公，最先都遇到大臣的强烈反对，但正是雍正的极力坚持，才全面推行。

雍正在推行新政策和整顿吏治期间，罢黜了许多不称职官员，同时破格提升了不少人才，别人批评他“进入太骤，退人太速”，但他对此毫无顾忌，坚持到底。正是雍正的坚毅才使得他的许多重大的社会政策能延续下来。

雍正少年时代就有性格不定的倾向，忽喜忽怒，性格暴躁难以控制。康熙说他喜怒不定，教训他要“戒急用忍”，雍正把父亲的教诲置于床前，每揣摩思考，以“动心忍性”。

后来，他认为自己已界而立之年，尽心行事，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喜怒无常，特向父亲说明，并请求不把当时的谕旨记载在档案里。康熙同意了雍正的请求，说这几年来他确实没有这种情况了，可以免于记载。

雍正是在努力改变他的急脾气，如在储位斗争时，雍正大搞佛学研究，大概也有动心忍性的意思。当上皇帝后，在给李绂的朱批中写道：“朕经历世故多年，所以动心忍性处实不寻常。”

对待官员，雍正更是喜怒不定，让手下官员个个胆战心惊。“伴君如伴虎”，此话不假，更不说天性暴躁的雍正了。

如雍正对福建陆路提督丁士杰原是赏识提拔，后因小事遭到雍正的破口大骂，过了十几天，雍正又重新夸奖起他来。雍正喜怒无常的性格由此可见。

清史专家冯尔康这样概括雍正的性格：雍正的自信心有助于他的坚强果敢，但是自信太过，作为皇帝，就容易阻塞言路，影响了政治的改良。

雍正的刚愎自用，当时朝中颇有微词，说他“性高傲而又猜忌，自以为天下事无不知无不能者”，“群臣莫能矫其非”，“为人自圣”，等等。

有人说雍正听不进不同意见，不能采纳大臣的建议，这也有一定依据，但不完全符合事实。其实，雍正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还是勇于承认的。

如雍正四年九月，甘肃巡抚石文焯为了禁绝私钱，建议在甘肃开炉铸钱。雍正最初朱批不允。但不久，雍正就改变了态度。

他写道：“禁私钱一事，如果真有利于民，就去办吧，朕可能过去考虑不周，现在准奏了。”

承认自己原来考虑不周全，对于一向圣明的皇帝来讲，的确难得。这样，雍正很自然地把事情改过来。

雍正标榜自己说：“朕并非圣人，怎能没有过失，有错即改，这是明智之举呀！。”

雍正是个为政务实的君主，不可能事事都文过饰非、刚愎自用。但他确实有许多过于自信而匆忙行动的措施。大概是由于改革心切而又未能动员各方力量所致，他的勇于认错也多少弥补了这点不足。雍正时代因为雍正鲜明的个性而打上强势改革的印记，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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