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溥仪的三副面孔：两人20多年的恩怨纠葛

蒋介石与溥仪，这两位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虽然长期在政治舞台上“同台演出”，极尽呼风唤雨之能，现实中两人却是从未谋面、形同陌路，翻看各种史籍，即便是稗官野史，也从无半点两人直接交往的蛛丝马迹可寻。

倒是美国的《时代周刊》别开生面，在1936年2月24日的刊物上，将蒋介石与溥仪两人的肖像并列于封面之上，再加上日本天皇和苏联的斯大林，称之为远东四大“元首”，认为这四个人是解决当时所谓远东危机的关键人物，给历史留下了有趣的一笔。事实上，蒋介石对溥仪这位末代皇帝的态度，有一个微妙的转变过程，从不闻不问到敷衍搪塞，以至于欲拉拢利用，可谓一波三折，相当耐人寻味。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废止了《清室优待条件》，将刚满19岁的溥仪逐出了紫禁城。在日本的策动下，溥仪辗转逃往天津日本租界内的张园居住，挂起了“清室驻天津办事处”的招牌，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小朝廷，用的还是宣统的年号。在张园，溥仪频频与一些别具野心的遗老遗少、军阀政客密谋策划，争取恢复《清室优待条件》、重返紫禁城，企图通过“复号还宫”进而实现复辟大清王朝的大计，而此时37岁的蒋介石正奉孙中山之命在广州筹组黄埔军官学校，在政治舞台上仅仅算是崭露头角而已。

由于溥仪被逐出宫后，曾以“清室内务府”的名义致函孙中山，申诉“大清”“让出政权”的作用，申诉《清室优待条件》的法律性，想让孙先生说句话，恢复清室优待条件，遭到了孙中山严厉的驳斥，因此溥仪对当时势力尚在广东一隅的国民党毫无好感可言。然而出乎溥仪的意料，仅仅不到4年的时间，蒋介石就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率军北伐成功，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成为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正当溥仪被日本人“保护”在天津日租界里，淡出人们的视野之际，震惊中外的东陵盗墓事件发生了，使得溥仪被迫与他极不喜欢的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打了一次交道。

1928年7月，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的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借口，对清东陵中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陵墓进行了盗掘，墓内大量的随葬珠宝被洗劫一空。由于当时时局混乱、信息不畅，东陵被盗一个多月，一直不被外界所知。直到南京《中央日报》8月13日报道了“匪军掘盗东陵的惨状”，此事才轰动全国，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特大新闻。消息传到张园，溥仪所受的刺激比当年被冯玉祥逼出紫禁城还要严重。他嚎啕大哭，立刻在张园为乾隆和慈禧搭起了灵堂，进行祭祀。溥仪跪在灵堂前，满脸泪水向灵牌磕头发誓：“列祖列宗在上，我发誓，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守灵期间溥仪席地而眠，还亲自派载泽等皇族前往东陵重殓。众人眼目所及，原来富丽堂皇的皇陵地宫内早已空空如也，残破的棺木和碎衣烂衫扔满一地，慈禧的尸体被扔在西北角，伏在破棺椁盖上。当翻转尸身时，遍体长满白毛，口角处还有残破。见此惨状，载泽等无不痛心疾首，将慈禧及裕陵内乾隆帝、后、妃尸骨重新殓葬后掩埋了洞口，而后返回天津，向溥仪禀报东陵实情。悲痛过后，溥仪做出决定，以清室和遗老的名义向蒋介石和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以及各报馆发出通电，要求惩办孙殿英，要求当局赔修陵墓。

此时的蒋介石还陶醉在北伐胜利、“统一”的欢呼中，认为溥仪毫无实力可言，对他极不重视，但迫于舆论压力，蒋介石还是下令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查办此事，处理善后事宜，孙殿英派到北平来的一个师长也被扣押审查。溥仪满以为很快就会破案并惩办凶手，但是很长时间没有下文。原来盗墓之后孙殿英也觉得事态严重，为了逃脱罪责，他四处打点，通过戴笠的关系，孙殿英将所盗物品中最为宝贵的九龙宝剑、夜明珠、翡翠西瓜、各色宝石等分送给了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何应钦等党国要人。于是乎蒋介石表面声言严办，但并未认真处理，溥仪的发誓抗议、设灵祭祀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此案最终不了了之，孙殿英未受任何惩处。

不知道蒋介石后来是否意识到，他对东陵盗墓事件的处理方式，使得他失去了最好的一次争取溥仪的机会。孙殿英盗掘了清皇陵却可以逍遥法外，使得溥仪在震惊和羞愧之余，复辟、复仇的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同时溥仪也意识到蒋介石的势力和地位已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军阀，在这样一个野心人物的统治下，自己的安全都难以确保，因此溥仪进一步加深了对日本人的幻想与依赖，为他以后叛国投敌的行为深深地埋下了伏笔。

1931年日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占领了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3000万同胞陷于日寇铁蹄的蹂躏之下。由于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日本政府为了平息舆论，尽快实行殖民统治，急于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为此，关东军先后起草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等计划，策划在东北建立以溥仪为首的满蒙“五族共和”体制的傀儡政权，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亲自赶赴天津面见溥仪进行游说。

溥仪在自传中曾回忆道，土肥原贤二“向我问候了健康，就转入正题，先解释日军行动，说是只对付张学良一个人，说什么张学良‘把满洲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证，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又说什么，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我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很快回到我的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日本将和这个国家订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我一切可以自主”。土肥原贤二的这碗迷魂汤令溥仪兴奋不止，开始秘密筹划潜往东北的行动。

此时蒋介石也从各种公开及秘密渠道了解到溥仪的动向，为了挽留溥仪，蒋介石授意高友唐专程到天津进行劝阻。高友唐曾当过清朝官员，以遗老自居，是溥仪在天津张园的座上客，后来到南京投靠了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监察院委员。高友唐这次衔命而来，一见到溥仪就开出了国民政府条件：蒋介石愿意恢复《清室优待条件》，恢复溥仪帝号，每年照付优待费，或者一次付给一笔整数，可由外国银行作保。至于住的地方希望选择上海，假使想回北京，也可以商量，出洋也可以。总之，可以在东北和日本以外的任何地方“自由选择住居”。

然而溥仪早已不对国民政府抱任何信心，他觉得“蒋介石根本不讲信义，专门欺软怕硬，因为怕日本人，现在看见日本人和我接近，就什么条件都答应下来，等我离开了日本人，大概就该收拾我了……蒋介石再对我好，他能把江山让给我吗”。他宁愿相信了日本人的所谓“诺言”，决定回到“祖宗发祥的地方”，“领导”那个日本人即将为他建立的“国家”，对高友唐带来的这些条件，包括他一度极力要求的恢复《清室优待条件》，现在溥仪也通通不屑一顾地加以拒绝，他甚至气哼哼地表示，“国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废了多少年，孙殿英渎犯了我的祖陵，连管也没有管，现在是怕我出去丢蒋介石他们的人吧，这才想起来优待，我这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高友唐碰了一鼻子灰，不死心又到北平向溥仪的七叔载涛进行游说，仍然是毫无结果。

除了高友唐以外，国民政府还试图通过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做溥仪的游说工作。九一八事变后，庄士敦代表英国外交部来中国办理归还威海卫等遗留问题，在离华回国途中，分别受到张学良、宋子文的接见，他们希望庄士敦说服溥仪放弃满洲的计划，但庄士敦同样对国民政府持不信任态度，直接拒绝帮忙。1931年11月10日，在日本军人的武装护卫下，溥仪离开天津潜往东北，到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走上了叛国之路。据此，1932年3月12日，中华民国正式发布了对溥仪的逮捕令。

1934年溥仪又从伪满“执政”摇身一变，当上了所谓“满洲帝国”的皇帝，改年号为“康德”，在叛国投敌道路上越走越远，与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分庭抗礼，蒋介石此时似乎对溥仪开始另眼相看了，在设计的对日方案中给溥仪留了一席之地，现存台湾“国史馆”的蒋介石特交档案中就有这样的一组记录。

1940年夏，法国在欧洲已经败降、英伦三岛保卫战战事正酣，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推行“南进”政策，准备策划更大的军事冒险，因此想尽快解决中国问题，故而通过各种渠道向重庆的蒋介石提出愿意撤兵议和的信息。由于此时中国获取国际援助的印支通道和滇缅路陆续被切断，中国抗战处于困难时期，蒋介石便动了一试和议的念头，派遣时任《大公报》总编辑、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张季鸾赴香港活动，准备与日方进行接触，在为张季鸾准备的各种材料中，有一份《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尤为重要，其中提到了将日本人和溥仪区别对待，扶助溥仪的伪满政权摆脱日本控制的设想。《纲领》甚至还设计出一个分两步走的方案：“第一步使取得满洲内政自治之政权，使该地汉满蒙人民先脱离被占领地人民之境遇”，“第二步与溥仪直接协商，先求得一过渡的解决办法，而最后完全复归于中国”。蒋介石为解决东北问题，竟然打起了毫无自由、形同木偶的溥仪的主意，在今天看来实在匪夷所思。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8月17日，溥仪在沈阳准备逃亡时被苏联红军俘虏，作为战犯被带到苏联。溥仪在苏联西伯利亚拘留期间，在生活上享受优待，还配有医生、护士，为他检查身体和治病。在溥仪看来，苏联主要是要严惩日本战犯，不会对他怎么样，同时溥仪也担心以后会落到蒋介石政府手中，遭到陈公博、周佛海那样的下场，因此便萌生了一个计划，先设法在苏联留下来，再伺机从苏联逃往英美去做寓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溥仪除了多次口头向苏方提出申请以外，还给苏联政府与斯大林写信，申请准许他永远留在苏联。

1946年，溥仪存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出庭作证，伪满洲国的“皇帝”出庭，一时间成为世界各主要媒体的头条新闻，蒋介石似乎又看到了溥仪的一点“剩余价值”，南京国民政府官员奉命发表谈话称，溥仪在东京出庭作证后将引渡到南京政府并受审。1946年至1948年间，南京国民政府五次照会苏联政府，要求交还溥仪，“以便对他绳之以法”。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吴国祯也很乐观地向记者表示：“伪满傀儡溥仪，已被苏联当局拘捕，即将移交中国方面，因彼为战争罪犯也。”

南京的《中央日报》同期曾以“傀儡溥仪将交我国”为题做了报道。尔后还曾有一条短讯报道说：“中国希望引渡溥仪，苏方并已一度允诺。然目前复予保留，这显然是作为讨价还价的依据。”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在日记中也记载了1946年3月7日苏联驻华大使来访，想以溥仪作为当时苏联撤兵东北和中苏经济合作会谈中的一个筹码。面对国民政府的引渡请求，苏联考虑自身利益，未置可否，西方的一些人士据此揣测认为，苏联拒绝引渡溥仪，是准备将来把他送回东北，用于成立亲苏的“缓冲国”，就像日本人利用溥仪一样，以“避免美国人和中国人利用溥仪来搞反对苏联的挑拨离间活动”。

时间到了1949年，蒋介石在解放战争中损兵折将、节节败退，早已焦头烂额，再也没有精力去“关心”关押在苏联西伯利亚的末代皇帝溥仪了。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再拘留溥仪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经最高当局批准，苏联内务部于1950年8月1日将溥仪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处理，后于1959年获得特赦，至此溥仪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普通公民，也结束了他与蒋介石二十多年的恩怨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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