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任副总统黎元洪人生结局：是怎么死的

袁世凯是窃取推翻封建帝制胜利果实的罪人，那么在袁世凯死后继任的黎元洪虽无实权，却维护共和的行为确实值得敬佩，作为一个游离在权利外围的边缘人，黎元洪的突然死亡留下了太多的谜团，成为了一桩悬案。

1911年，清政府新军在武昌起义，湖北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由于黎元洪在新军中的影响力和地位比较高，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湖北都督。从此开起来黎元洪在民国政坛波云诡谲的一生。

从1912年起，黎元洪被选为民国临时政府副总统，1913年，被选为民国正式副总统，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黎元洪出任大总统。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黎元洪被迫弃职。

1922年6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赶走皖系总统徐世昌，“法统重光”再任大总统。1923年初，曹锟贿选，黎元洪被迫下野。适年6月，黎元洪辞职赴天津。此时，黎元洪已经时年59岁。

赴天津后，黎元洪无心政治，致力于实业，曾任中兴煤矿董事长、黄陂商业银行总董事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企业的董事。投资企业45个，其中银行17家，工厂12个、煤矿6家，总投资额达200万元。又于武昌油坊岭等地购置大量田产。

1920年，黎元洪眷念故乡，捐资拆迁黎家河祖遗的一间半屋，修建黎氏宗祠。内设孝义小学堂，聘请塾师1人，塾师工资及学生学杂费用，都由黎元洪负担。

1928年6月3日，黎元洪因脑溢血病逝于天津，享年64岁，后葬于武汉。

1966年，黎元洪墓毁于红卫兵之手，黎氏夫妇遗骸也不知所终。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武汉市政府拨款在原址附近修了个空冢。

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早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后升任湖北新军二十一混成协统领。他一贯仇视革命，在新军中多次破坏革命党人的活动，武昌起义的当晚，还亲手杀害两个革命士兵。当推举他任都督时，他竟喊道：“莫害我!”起义士兵举枪逼他上任，黎元洪无奈，被迫就职，当上了湖北军政府都督。读来这段历史，学生很是不解。那么是什么原因呢?近来查了一些资料，黎元洪之所以被推为湖北军政府都督是必然和偶然、客观和主观因素促成的。

武昌起义原计划定在10月6号，但就在这一天，突然发生南湖炮队事件，结果全盘计划打乱。由于事出仓猝，大家毫无精神准备，对情况会怎样演变，心中无数。“欲举兵，恐失败;欲勿举，将为清吏所乘，计不定”。炮队事件惊动了清方，一时武昌全城戒严，局势非常险恶。于是，革命党人开会决定改期在10月9日晚12时，以南湖炮响为号。但又在起义前夕，突然发生汉口宝善里爆炸事件，造成更加严重后果，起义计划泄密，许多革命党人被捕，武昌起义的活动顿时失去指挥全局的枢纽，起义计划再次流产。后革命党人在工程八营的总代表熊秉坤领导下，决定在10月10日下午3时晚操队伍集合时发难，但想不到工程营官长忽然把当天晚操活动取消，计划第三次落空，只得把时间推迟到晚上7点，以枪声为准。可是还未到7点时，由于清军排长与革命党人金兆龙的偶发争吵，引发枪声，起义号角终于吹响，武昌起义全面爆发。透过武昌起义的全过程，不难理解，一个明显特点就是突发性。因为突发性，一时群龙无首，重要领导人等，如孙中山远在美国，黄兴在香港，宋教仁在上海，其他许多革命党人如蓝天蔚、吴禄贞等也远在北方。因为突发性，黄兴、宋教仁、潭人凤等对武昌起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一直迟迟不来。因为突发性，许多新军战士不明真相。武昌枪声已响，熊秉坤“鸣警笛集合，惟人声嘈杂，应者甚少”。熊率队出营，“回顾左右，最多不过四十名兵耳。其余仍在营内吆喝，然颇助吾辈之声势也”。突发性，导致有资望的革命党人的空缺性，这就为黎提供了机会。

武昌起义成功了，但革命形势仍然紧迫。谁来做革命都督，依然悬而未决。真的革命党人中无人才?事实上，当时蒋翊武、蔡国桢、孙武、刘公、季雨霖等都是武昌起义前夕，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重要领导。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们中许多人也都在武昌，并且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那为什么不推选他们呢?究其原因是“刘公也好，孙武也好，蒋翊武也好，尽管在起义过程中作出了各自的重大贡献，但论威望和能力都还不足以使大众心折，难以领袖群伦”。如蒋翊武当时在新军中只是第四十一标三营左队的一个兵士。又“现在军队里的同志，都是一些兵士正副目，下级军官不多，中级军官更没有，不足以资号召”。错误的理论导向，使革命党人认为：推黎出来，便于号召天下。

幼稚、软弱和不成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突出特点，这是中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因为这一先天性不足，注定了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即使革命暂时成功，但最后的结局不是夭折就是被人窃取，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透过武昌起义的前后过程，革命党人的幼稚、软弱和不成熟在很多方面暴露。比如起义前夕的准备，为了筹款不择手段：“邹永成准备用药麻醉婶母后夺取她的金饰，居正、焦达峰等到蕲州达城庙准备盗取贴金菩萨。”武昌起义当夜，“熊秉坤领导工程八营发难后，到楚望台军械库已觉得难以指挥全军，只得推出一个同情革命的队官吴兆麟来当临时总指挥”。等等。正是这一致命弱点，导致在武昌起义中出现许多问题：①武昌起义过程中，许多革命党人革命目标不明确。如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彭楚藩被捕，武昌知府审问时，他回答：“我只晓得以排满流血为宗旨”。又如湖北军政府建立时，对于推举黎元洪为都督的争议，蒋翊武如是解释：“我们只要能推翻清朝，何惜给黎一个都督名义”。②革命党人不敢勇挑重任。武昌起义后，“里边的首脑人物，像孙武、刘公、季雨霖、蒋翊武等都可以推为都督，不过，革命党人宁可互相退让，以免将来发生裂痕”。“谁来实行统一指挥呢?会上，在刘公、孙武、居正、蒋翊武等人中推选，他们都竭力谦让，不肯担任”。③革命党内部矛盾重重。起义前和过程中不少革命党人不敢勇挑重任，但武昌起义成功后，“蒋翊武、刘公、孙武三人明争暗斗，矛盾逐渐发展，才被立宪党人钻了空子为黎创造了机会”。

黎元洪，治军严格，但对士兵比较宽厚，对军中的知识分子也较优待。“为人有谨厚之称，以视张彪之不学无术，刻扣自肥，相去远矣，故独能得兵士欢心”。“1909年保路运动在湖北兴起时，他曾表示同情，并与标统曾广大等拟提倡军界集股办法”。为此，革命党人认为：把黎元洪拉出来，其利有三：①黎当时名将，用他可以慑伏清廷，号召天下，增加革命军的声望;②黎乃鄂军将领，素得士人，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③黎素来爱护当兵文人，而这些文人全是革命党人，容易和他合作，所以拉黎出来，革命必易成功。

黎元洪之所以能出任湖北军政府的都督是各种因素促成的。虽其暴露出革命党人的许多不足或存在问题，但从当时的情景看，推选黎为都督，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进步性，至少对群众的革命情绪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安定了人心，使革命形势得以向全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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