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1679-1726),字亮功、双峰,号双峰,清朝康熙和雍正年间重要将领,雍正的敦肃皇贵妃之兄。他运筹帷幄,驰骋疆场,曾配合各军平定西藏乱事,率清军平息青海罗卜藏丹津,立下赫赫战功。原籍安徽怀远,改隶汉军镶黄旗,同进士出身。年羹尧与和隆科多在拥立雍正帝即位时发挥重要作用,人称“内有隆科多,外有年羹尧”。曾平定青海西藏叛乱,深得雍正赏识,官至抚远大将军、一等公,权倾一世。

雍正帝即位之后,年羹尧更是倍受倚重,和隆科多并称雍正的左膀右臂。隆科多是胤禛的亲郎舅,在胤禛继位前已为他效力多年,二人关系甚为亲密。
年羹尧不仅在涉及西部的一切问题上大权独揽,而且还一直奉命直接参与朝政。他有权向雍正直接上报,把诸如内外官员的优劣、有关国家吏治民生的利弊兴革等事,随时上奏。他还经常参与朝中大事的磋商定夺。
在有关重要官员的任免和人事安排上,雍正则更是频频与年羹尧交换意见,并给予他很大的权力。在年羹尧管辖的区域内,大小文武官员一律听从年的意见来任用。元年四月,雍正命范时捷署理陕西巡抚,不久想要改为实授,把原任巡抚调为兵部侍郎,雍正特和年商讨这项任命。另一次雍正在安排武职官员时“二意不决”,就征询年羹尧的意见,问他如果将陕西官员调往他省升用“你舍得舍不得”,要他“据实情奏来,朕依尔所请敕行”。四川陕西以外官员的使用,雍正也经常征求年的意见。
雍正跟年羹尧的私交也非常好,并且给予特殊的荣宠。雍正认为有年羹尧这样的封疆大吏是自己的幸运,如果有十来个像他这样的人的话,国家就不愁治理不好了。平定青海的叛乱后,雍正极为兴奋,把年视为自己的“恩人”,他也知道这样说有失至尊的体统,但还是情不自禁地说了。为了把年羹尧的评价传之久远,雍正还要求世世代代都要牢记年羹尧的丰功伟绩,否则便不是他的子孙臣民了: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虽然年羹尧后来建功沙场,以武功著称,但他却是自幼读书,颇有才识。他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进士,不久授职翰林院检讨。翰林院号称“玉堂清望之地”,庶吉士和院中各官一向由汉族士子中的佼佼者充任,年羹尧能够跻身其中,也算是非同凡响了。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年羹尧迁内阁学士,不久升任四川巡抚,成为封疆大吏。据清人所著的《永宪录》记载,这时的年羹尧还不到30岁。对于康熙的格外赏识和破格提拔,年羹尧感激涕零,在奏折中表示自己“以一介庸愚,三世受恩”,一定要“竭力图报”。到任之后,年羹尧很快就熟悉了四川通省的大概情形,提出了很多兴利除弊的措施。而他自己也带头做出表率,拒收节礼,“甘心淡泊,以绝徇庇”。康熙对他寄于厚望,希望他“始终固守,做一好官”。
后来,年羹尧在击败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的战争中,为保障清军的后勤供给,再次显示出卓越才干。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授年羹尧为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统领军政和民事。康熙六十年(1721年),年羹尧进京入觐,康熙御赐弓矢,并升为川陕总督,成为西陲的重臣要员。这年九月,青海郭罗克地方叛乱,在正面进攻的同时,年羹尧又利用当地部落土司之间的矛盾,辅之以“以番攻番”之策,迅速平定了这场叛乱。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抚远大将军、贝子胤禵被召回京,年羹尧受命与管理抚远大将军印务的延信共同执掌军务。
后受到雍亲王的重用,各皇储争夺皇位时,他利用自己的精明才干,时时向主子出谋献策,奔波游说,深受青睐,更使主子高兴的是,年氏将自己的亲妹妹献给了他,以示忠诚,那时,主仆二人曾发誓,死生不相背负,从此交情更加深厚。再加上年氏的才能,官阶越升越高,不到10年即升为四川巡抚,接着,又升为川陕总督,独掌军政大权,成为雍正心腹。年氏受到雍正的宠幸是在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10月年氏来京陛见以前,具体地说,在7月中旬以前,即平定西海叛乱以后。年氏手握重权,荣立青海大功,君臣之间,无猜无疑如雍正所谓“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但7月中旬后,雍正便使出浑身解数开始置年氏于死地,雍正为什么转变得这么快?年氏的死因究竟如何呢?
有人认为年羹尧的死与雍正帝夺嫡有关。学者孟森的《清代史》、王钟翰的《清世宗夺嫡考实》等持此说。据说康熙帝临终时指定十四子胤嗣位。四子胤串通年羹尧、鄂尔泰、隆科多,矫诏篡位。其时,十四子胤在四川为抚远大将军,原可挥兵争位,然受制于川督年羹尧遂无能为力。胤即位后,改元雍正,为酬报年羹尧拥立之功,大加恩赏,然而这不过是灌“迷魂汤”,雍正帝内心实已对这些知情者存有杀心,最终还是找借口除掉了他。有些人不同意此说。他们认为雍正初年年羹尧受宠,并非是雍正帝为他灌“迷魂汤”,而是皇帝对他效忠辅弼的奖励。雍正帝继位之时,年羹尧尚在四川平乱并未参与其间,所以不可能知情,故上说不能成立。《清史稿》、《清代七百名人传》等作者,都认为年羹尧是恃功自傲而致被杀。《清史稿》载:“羹尧才气凌厉,恃上眷遇,师出屡有功,骄傲......入觐,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道送迎……公卿跪接于广宁门外,年(羹尧)策马过,毫不动容;王公有下马问候者,年颔之而已。世宗前,亦箕坐无人臣礼。”《清代轶闻》作者说“挟拥戴功,骄益盛”,且年羹尧残暴对待部下,任人惟亲,乱劾贤吏,引起公愤,也为雍正帝所不容,故被杀。年羹尧成败之速,异乎寻常,对于其死因的种种说法,人们到现在还是难辨真假,难怪被史学家列为“雍正八案”的首案。
年羹尧才气凌厉,恃上眷遇,师出屡有功,骄纵。行文诸督抚,书官斥姓名。请发侍卫从军,使为前后导引,执鞭坠镫。
年羹尧的失宠继而遭祸是以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第二次进京陛见为导火线的。在边疆时,蒙古王公和额驸阿宝见到年羹尧必须跪拜。在赴京途中,他令直隶总督李维钧、陕西巡抚范时捷等跪道迎送。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无人臣礼”。年进京不久,雍正奖赏军功,京中传言这是接受了年羹尧的请求。又说整治阿灵阿(皇八子胤禩集团的成员)等人,也是听了年的话。这些话大大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
十一月,年羹尧结束陛见回任后,接到了雍正的谕旨,上面有一段论述功臣保全名节的话:“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在这个朱谕中,雍正改变了过去嘉奖称赞的语调,警告年要慎重自持,此后年羹尧的处境便急转直下。
分析年羹尧失宠获罪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擅作威福。年羹尧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也要行跪拜礼。对于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理应优待,但年把他们留在身边当作“前后导引,执鞭坠镫”的奴仆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必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大礼,跪请圣安,但雍正的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打算亲自撰写序言,尚未写出,年羹尧自己竟拟出一篇,并要雍正帝认可。年羹尧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仪,“御前箕坐,无人臣礼”,雍正心中颇为不快。
第二,结党营私。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他还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许多混迹官场的拍马钻营之辈眼见年羹尧势头正劲、权力日益膨胀,遂竞相奔走其门。而年羹尧也是个注重培植私人势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亲信,“异己者屏斥,趋赴者荐拔”。比如他弹劾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断不可令为巡抚”,而举荐其私人李维钧。赵之垣因此而丢官,于是转而投靠年羹尧门下,先后送给他价值达20万两之巨的珠宝。年羹尧就借雍正二年进京之机,特地将赵带到北京,“再四恳求引见”,力保其人可用。遭年参劾降职的江苏按察使葛继孔也两次送上各种珍贵古玩,年羹尧于是答应日后对他“留心照看”。曾经荐陕西布政使胡期恒及景灏可大用,弹劾四川巡抚蔡珽,上即以授景灏,又擢升胡期恒为甘肃巡抚。此外,年羹尧还借用兵之机,虚冒军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别当上了直隶布政使和署理副将的官职。
第三,贪敛财富。年羹尧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顿吏治、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在这种节骨眼上,雍正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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